一、中国农业期刊联盟网站开始试运行（论文文献综述）
余雪扬[1]（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指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高嘉悦[2]（2021）在《航天云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的演进研究》文中认为
吴亚珍[3]（2021）在《我国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资源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对于学术信息资源的传播影响深远,高校图书馆作为传播信息资源的重要机构。其学术资源的存储,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发展。17世纪开放获取横空出世。最早见于《伦敦皇家哲学会刊》,可以说在此会刊上,开放获取的身影已经显现。开放获取是一种运动。开放获取资源是极具特点的信息资源。开放获取资源的传播与利用离不开互联网。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开放获取也得以发展。随着开放获取在国外出现与发展。国内也开始关注开放获取。发现开放获取的模式正在影响着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高校图书馆,用文献调查法,调查高校图书馆对开放获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现状。着重从以下方面展开调研:各高校目前收录开放获取资源的数量和类型、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情况以及对开放获取资源的宣传情况。其次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调查科研人员对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概念的了解情况。对开放获取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探讨如何拓展开放获取资源的利用率等。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发现高校图书馆发展中的问题所在。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进而对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出相应对策,从而促进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发展。
张昊[4]（2020）在《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与信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日益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对当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提出挑战。将以信息化、智能化等为支撑的智慧养老嵌入养老服务体系,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为迎合信息社会发展潮流和抓住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时代机遇。为此,本文聚焦如何在智慧养老视域下,运用智慧养老的理念、技术和智慧,提升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的能力和水平问题,旨在从智慧养老角度为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系统性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在问题定位上,智慧养老对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具有创新模式意义,但是智慧养老并非脱离传统养老模式而单独存在。本文并未简单地将智慧养老视作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加以界定,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观念能量、技术能量和智慧能量,将之注入传统养老模式之中,藉此借助信息化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在智慧养老视域下探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不应仅局限于强调养老服务技术手段的变革,还应强调以人为本、需求导向、合作共赢理念以及敬老尊老的伦理哲学和文化意涵,更应在理念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等相融合的基础上系统施策。在这个意义上,智慧养老构成了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必要的条件和要素。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在理论上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其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也即构建出一种科学、理性和有效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指导中观层面形成稳定和可靠的养老服务模式,促进相关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化运转。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倾向于这一路径,因为其养老人口规模相对有限、地域空间相对较小,而且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殷实的国民收入等基础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于人口结构上的自然结果,呈现出“有备而老”或“边富边老”的老龄化特征。对此,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更有利于发挥其优势和效能。其二,自下而上的模式转型路径,也即从中观实践角度,对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自发性转型历程进行经验提炼和推广,从而助推养老服务体系的迭代升级,完成养老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行的过程。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服务供需现状而言,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且不同地域、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人口特质、养老传统都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另一方面,我国养老服务面临着诸如“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差异等衍生的政策性不利后果、资源配置不均衡、养老成本攀升等挑战,以及“未备而老”和“未富先老”的等结构性困局,缺乏西方国家应对和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具备的物质、体制、人才和技术等基础条件。因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更加适合通过中观层面的养老服务模式的整合升级,以自下而上的渐进性方式为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的优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我国既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单要素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研究深入度也较高。但是,从整体思路出发,聚焦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及其优化路径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同时,从研究角度看,对于养老服务过程中智慧养老问题的探讨,多是从技术角度对其实践应用情况的碎片化梳理,较少从内在逻辑、观念、技术、管理等综合角度进行系统性解读,对其理论基础、优化路径反思的研究少之又少。由此,本研究在梳理相关成果、总结已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按照以下步骤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展开研究:首先,在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部分,出于对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模式在供给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升级中的风险把控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的理想愿景等问题的思考,综合利用供给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论、渐进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的知识和方法,得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充分回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统合性的研究架构。其次,基于本文研究框架,对利用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方面,从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实践变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的运行现状及其不足出发,系统地认识和提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亟需升级的现实需求,从而厘清了通过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亦即本文研究的现实关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基础,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从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角度看,智慧养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价值嵌入、技术赋能、交互增慧三个层面,在具体作用的发挥上包含“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三重逻辑。再次,在理论逻辑上辨明理想图景的基础上,本文从实践探索角度对智慧养老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已有进展进行了总结,亦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检验、呈现和细化。基于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本文选取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对应我国处在实践前沿的三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智慧化”模式。通过展示不同的“智慧化”模式的运作过程与特色,对如何通过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理想愿景落地等,进行了实践梳理和系统呈现。此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厘清我国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需求、逻辑理路以及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国外智慧养老及其嵌入养老服务体系的实践做法,对国外智慧养老的“线上社区”“智能居家”以及“合作型科技助老”等三个主要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从其制度基础、运作机制等方面出发,提炼了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启示。总体而言,通过对需求与愿景、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探讨,可以发现智慧养老已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一个系统性创新路径。通过价值嵌入、技术赋能和人人交互,智慧养老可以在虚拟化、智能化、一体化等方面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提质增效。不过,智慧养老在优化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功能设计时,需要注意克服客观的温度落差、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等潜在的障碍,走出常见的误区,并在其配套性制度和保障性机制的建立完善方面进行新的反思和探索。从长期发展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席卷的浪潮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已来。在此形势下,正确的改革姿态应当是迎难而上,破解智慧养老的现实梗阻,推进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断迭代升级。
金恩焘[5]（2020）在《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数字乡村”这一新的理念;2019年,中央又进一步制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助推乡村振兴的计划”。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在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是为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而内生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路径。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规模化、生态环保、生鲜电商、自媒体公众参与、用户消费体验等市场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农产品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对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挑战。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创新,涉及流通市场主体、流通商业模式、流通基础设施、品质溯源监督以及流通技术手段等多个维度,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创新构建适应我国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求,成为本课题的重要研究目标。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枢的分散-集中-分散模式,主要以线下面对面大宗交易、极低冷链率的常温存储运输为主,存在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效率低、成本高、腐损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弊端,导致农户手上新鲜优质农产品售价低与居民采购价格高、质量差的矛盾。结合理论学习和文献综述,通过对江西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考察与实践,本论文从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视角,分析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紧扣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核心维度,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模型;引入自媒体舆情分析、监控、引导等新方法,探讨农产品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为提升流通效率起点,以冷链物流体系创新为提升流通质量突破口,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工具,完成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探索构建新时代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确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路线。历经四年时间对国内多个省份及江西省内60多个县的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企业实地考察,深入掌握传统农产品流通弊端以及创新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CiteSpace对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绘制知识图谱,数据显示农产品电商、冷链物流、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效率和流通成本是当前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对知识结构进行了补充和梳理,为系统了解农产品流通领域实情捕捉可靠数据,避免了传统归纳文献方法的主观性。在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围绕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研究突破口,设计了以网络舆情为农产品流通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为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途径,以冷链物流为骨干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流通质量提升的平台,构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中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研究路线。第二、通过宏观环境演变格局的多视角分析,创新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价值导向概念模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必须宏观把握流通两端的外部环境演变格局。本论文重点从农业生产端的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和城乡需求端的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环境要素入手,创新构建了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概念模型。在农业生产端,以粮食生产区为例研究我国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包容性,确定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支撑下实现新的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导向;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演变及驱动因素,发现在农业规模化、土地托管、农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化、资本化等三农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提升迅速、区域差异演变加快,但农业规模效率提升明显高于农业技术效率提升,这种失衡的演变规律暴露出比较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导致的土地板结严重及催熟剂、增甜剂滥用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消费端对农产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监督权,无法通过现有的流通体系传导到生产端。在城乡需求端,通过城乡福祉差异时空分异与政策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福祉差距持续缩小,对健康食品、优质食品、特色食品的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对新媒体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研究,分析网络典型案例发生发酵及平息发展过程,以及与意见领袖深度访谈,提出两个舆论场及话语融合平衡模型,探究了消费者需求意见更广泛、低成本和较迅速的表达方式,推进公众对农产品安全的有效社会监督。第三、通过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过程,探究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在对农村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对策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四年的跟踪研究,案例企业通过混合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并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实现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耦合,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经过混合制改革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X+1”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聚焦整合工业品服务下行、农业生产资料下行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的最先一公里的仓、运、网点等综合城乡共同配送资源,不仅保留了企业商业模式原有驱动因素,还获得了企业合法性和与国有企业资源优势融合的驱动因素,补充了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理论,丰富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创新的研究视角,为现代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板。第四、通过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构建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质量体系。冷链物流是我国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硬短板,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列入补短板工程。在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整体提升是真正解决农产品流通质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所在。以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从政策顶层设计、行业总体规划的视角,在第四方物流和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依托供销合作社构建全省冷链骨干网,以图改善、解决冷链流通率较低、流通方式落后,体系不健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规模偏小、冷链物流没有形成网络等现实问题,为实现农产品高质量流通提供保障,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缩短了农产品流通周期,从政策实践上推动了 115亿元的冷链流通体系的建设。第五、通过引入舆情处理机制,探索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日益趋向于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媒体的崛起,也使得农产品安全更易受到舆论的监督。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利用食品安全舆情倒逼农产品流通体系做出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率,通过用户反馈,寻找整个流通体系的问题症结,倒逼企业不断完善流通体系。针对网络舆情中网民行为分析,基于社会网络下新媒体舆情用户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微博大V等新媒体代表人士,对于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Pajek软件,根据大数据环境下意见领袖相关特征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以此识别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代表人物。新媒体舆情的宏观环境演变为现代农产品流通营销引导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为农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和信息化系统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六、通过前期理论研究,指导完成创新农产品流通体系生鲜电商平台的建设实践。综合考虑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基于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提升、商业模式创新、冷链流通基础设施、舆情监督与溯源体系等综合设计理念,采取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四点一面设计模型,完成生鲜电商平台系统要素分析、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系统反馈基摸分析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符合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生鲜电商平台,并跟踪平台运营一年以上,初步实现预期效果。综上所述,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具有流通中间环节少、流通效率高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以及冷链物流骨干网创新,避免了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弊端,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了农产品流通损耗、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祉,对数字乡村战略下推进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实践意义。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个外部宏观环境演变格局视角,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等创新要素,围绕流通质量和流通效率创新设计新型农产品流通生鲜电商平台,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价值。整个研究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扎根理论、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工具上采用了 Citespace、Noteexpress、Pajek、Vensim、Xmind等,较好地将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有效应用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问题研究中,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累计发表了一篇一区SCI、四篇CSSCI和一篇中文核心,两份对策性建议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获得十项企业联合研发的软件着作权。研究不足在于相关内容选择跨度较大,对多维度有机融合的整体性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将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网络舆情压力传导机制等多维度深度融合,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深入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升级建设。
尚航[6]（2019）在《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业指导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中引发诸多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我国高校大学生规模逐步扩大,大学生的个体情况日渐复杂,不同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个体特征愈发明显,学生自身存在的各类学业问题开始日渐凸显。根据国家教育部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平均每学年因学业等原因退学的本专科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人,而在我国各高校中每学年因各种学业问题延期毕业与肄业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据本文所做研究调查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不会学、不爱学、学不会等学业问题,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与解决好大学生身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学业问题与困惑,使每名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促进其自身学业发展并使其最终获得学业成功,这些关键性问题应引发我国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足够的思考、关注与重视。虽然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开始逐渐意识到学业指导工作对大学生人才质量培养的重要,然而,学业指导在我国高校发展与实施的时日尚短,关于学业指导领域的研究还需不断深化。在我国现阶段,学业指导相关概念尚需界定与明晰,学业指导制度尚需制定与确立,大学生学业指导体系尚待建立与实施。因此,从根本上说,学业指导许多问题亟待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进一步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本文以“学生为中心理论”、“学生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个案研究等分析方法,对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首先,明确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基本内容;其次,对我国高校学业指导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与研究,明确了我国高校学业指导的历史走向;再次,运用问卷调查、访谈与案例研究法对我国高校学业指导现状进行了定量与质性研究,明确了目前在我国构建高校学业指导体系需要重点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此外,将文献资料法与案例研究分析方法相结合,深入分析与研究了美、英两国独具特色的学业指导体系。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的一般模型。以一般模型为基准,从我国国情以及大学生学业指导的实际状况出发,构建了我国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我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回答了“谁来指导”、“指导什么”、“怎么指导”、“如何保障指导可持续进行”等关键问题,体现了学业指导制度应有的系统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
石慧[7]（2018）在《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豆是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之一,自古以来,大豆不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和优质植物蛋白来源,还在农作物种植、植物油脂补充、牲畜饲养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历史上大豆在中国经历了从野生生长到人工栽培、从成为人们的主食到转向副食、从主要向世界出口到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历史变迁,大豆也在此发展过程中先后通过不同的路径被广泛地引种传播到世界各地,到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多重利用价值的重要作物品种。相比大豆在中国可以追溯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大豆被引入美国则是在近几个世纪左右发生的。18世纪中期大豆传入美国后并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而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后,主要作为一种牧草作物开始被广泛地推广并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大豆品种的引入、大豆加工技术进步和大豆新用途的不断被开发等,美国大豆开始进入快速产业化发展阶段,并于20世纪50年代超过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此后,美国大豆开始全面产业化发展,在不断满足美国国内大豆加工需求的同时,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大豆及其制品的对外出口贸易。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美洲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业相继发展,对美国大豆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造成了影响,但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最大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地位。美国大豆最大的输送地是历史上的大豆起源地和主产国中国,随着20世纪末期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放开,大量美洲大豆开始进入并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中美两国大豆生产和出口的相对优势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鉴于历史时期大豆在美国取得的让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把中国原产作物大豆在美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历史文献法、定量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并在大量一手英文文献和统计数据资料的支撑下,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期。通过绘制多个相关的图和表,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的发展和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中美大豆发展比较中为中国大豆产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研究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中国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经过人类不断地采集和驯化,大豆最早在中国有了栽培品种。此后几千年的栽培和利用过程中,大豆通过与不同国家间的农业交流互动,曾先后在不同时期被引种种植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大豆在美国的传入是在地理大发现与海外贸易兴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早期主要通过四条海上路径分别从不同国家传入美国。第二部分分别从大豆生产、栽培技术、加工利用、组织制度四个方面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具体发展情况展开追溯。首先,对大豆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和官方统计数据的整理,将大豆生产在美国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波动发展时期以及稳步发展时期。在四个发展时期中,因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政策、技术水平、社会背景等因素不同,大豆生产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看,大豆生产在美国经历了从一种新奇作物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经济作物的变迁。其次,从大豆生产技术的进步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在大豆育种和品种发展上,美国的大豆品种在美国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早期世界范围内的引种活动为美国大豆传统育种和新品种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亲本原料,20世纪末以后则开始转向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开发和种植;在大豆栽培和收获技术发展上,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和贮藏等都有不同的变化;在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上,也形成了针对美国大豆病虫害类型的主要防治手段。再次,从大豆加工利用的变化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大豆在美国的利用方式,从主要作为牧草作物发展为主要作为豆粒收获进行加工利用。作为牧草作物期间可当作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干草饲料、放牧或肥田等多种方式利用。而作为大豆加工则主要制成豆油、豆粕和大豆食品等。最后,大豆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还表现在包括政府机构和高校、相关企业公司和行业协会等方面的组织机构发展上。第三部分是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进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过程的梳理,指出历史时期内美国大豆产业的兴旺发展并不是只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应该说大豆在美国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前提、以政策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和以合作为依托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作用的结果。第四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和美国大豆生产地位的转换,以及对相对优势地位转变的动因分析,结合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努力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大豆产业乃至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进程的历史探究,试图从多方面分析和总结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和快速产业化发展的动因,为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带来启发,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大豆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刘路[8]（2018）在《“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价值、制度与行动》文中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对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双一流方案”的实施更是将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升到了新的国家战略高度。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需要诸多因素,而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需要具有“一流的治理”。为了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实现“一流治理”的内在生成机理,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经验借鉴,本研究聚焦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综合运用统计分组、案例研究、比较分析、规范性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大学治理的“价值”、“制度”与“行动”三个维度探究其通过“良性治理”实现“一流治理”的关键成因,旨在弄清其权力关系、权利关系与利益关系有效整合、实现大学组织发展最优化目标的机制原理,进而提出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对策建议。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根据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观点,将大学治理视作大学系统中的“行动系统”,结合帕森斯对大学功能的分析,构建了大学治理的行动结构,阐释了大学自身的价值系统、制度系统、权力系统和文化系统在大学治理的过中发挥着重要的A-G-I-L功能的同时与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结构和行动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以“价值一制度一行动”作为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实现“良性治理”目标运行逻辑的理论依据。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是为满足治理主体需要,有助于指导大学治理活动和一切治理行为以实现“良性治理”目标的理性化思维模式;“制度结构”是维系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利益关系,实现利益相关者权、责、利有效统一的内部规则结构方式;“行动模式”是在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和决策监督三个环节中所形成的有助于实现多元利益相关主体良性互动、有效合作和相互制约的行动机制。（2）通过比较ARWU、THE与QS三大排行榜2010-2016年前100名的大学排名结果,遴选出了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样本。研究发现,在过去7年中,始终位居三大排行榜前100名的世界一流大学共有45所,这说明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但其中也有一些变动性较大的特殊“个体”,这些大学N年前不在三大排行榜的前100名之列,而现在却均已进入,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这类大学共有14所。对于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而言,持续保持稳定的经费投入、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制定专项战略规划是其中一些大学在短期内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成因。以C9高校为代表的中国一流大学在三大排行中的整体表现进步巨大,特别是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排名表现具有“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特征。虽然C9大学整体上与美国、英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双一流方案”的重点支持和大学自身的努力下,C9大学的学术竞争力在未来预计会继续提高,少数大学有望实现新突破。（3）对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结构和行动模式进行考察,凝练了实现“良性治理”目标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在“价值维度”,构建基于“契约”的政府与大学关系,实现政府与大学的“共同治理”;完善学术自由权的司法保护与建立完善的学术伦理价值规范体系,维护学术自由精神;培育源于大学精神的平等、自由、协商、民主的治理文化,营造出民主和谐的治理氛围,是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在政治价值、精神价值和功能价值三个维度下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取向。此外,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在实践中还通过坚持权力的互补性原则、权力的共享性原则及权力的互动性原则来实现对决策权的协调和整合,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提升治理能力。在“制度维度”,一些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法人制度具有“法人性质”定位清晰,法人权力较强,政府管控与法人自治权责清晰等特点。在内部治理制度方面,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具有成员构成多元、职责权限清晰和运行机制完善的特点;学术委员会制度则体现了成员代表分配均衡、组织机构设置合理及职责权限清晰的共性特征。从“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权力机构的互动关系来看,董事会作为“指导核心”位于最顶部行使行政决策权,同时将有关学术事务管理与决策权的权力委托给评议会/学术委员会,把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和执行权交给由校长领导的行政管理团队,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协调的关系。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管理制度具有较强的“学术取向”,其中,教师岗位聘用制度充分体现了合法性、有效性和民主性的特点;教师薪酬管理制度设计秉持着竞争性、公平性和激励性原则;学术评价制度具有注重人性化的制度设计、遵循教学和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内容与标准以及灵活的学术评价方式等特征。在“行动”维度,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广泛吸纳普通教师参与决策促进了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广泛吸纳学生参与决策提升了决策执行的有效性,积极吸纳校外人士参与决策有效缓解了冲突与矛盾。对“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广泛参与及利益兼顾的决策模式成因分析发现,成熟的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科学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观以及松散联合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是影响这一决策模式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保障决策的有效执行,“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通过精简学校职能机构数量,建立“上窄下宽”式院系结构以及建立矩阵式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等举措对决策执行模式进行了优化,建立起了符合大学治理理念的“大部制”治理框架。“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保障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另一个有效方式,是通过建立包括决策制定过程监督、决策执行过程监督和决策执行效果监督在内的一整套决策监督机制,使多元利益相关者都能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作用。（4）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9所中国一流大学的治理生态,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探究了改进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若干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一流大学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提升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按照国家“依法治校”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通过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优化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加强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这三个方面。在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维度下,中国一流大学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由唯指标化导致的学术功利化、“人治”观念依然存在及缺乏对先进治理文化的充分关照等问题所引致的“价值取向偏离”问题;由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治理边界比较模糊、内部治理的方式仍以科层制与行政手段为主、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治理的作用还未能完全凸显以及内部管理制度的价值选择偏离了学术取向等问题所反映出的“制度创新缓慢”问题;由决策辅助和支持机制尚不健全、学术决策机构的工作机制仍比较薄弱、决策制定过程还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所造成的“行动模式滞后”问题。借鉴国外“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经验,获得如下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向利益相关者宣传和灌输以共同治理为核心的大学治理文化,完善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及营造“共同治理”的民主氛围等手段强化大学治理的文化驱动力;二是,通过重塑政府与大学关系格局,更新治理手段与方式,完善董事会制度,强化教师管理制度的学术取向等方式推进大学治理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三是,通过加强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完善学术决策机构的工作机制,强化决策制定过程监督等举措构建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的决策系统。
张芳源[9]（2017）在《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相关标准迅速发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但是标准规范不统一成为公共文化机构间的合作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服务融合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采用了文献调研法、实际调查法、推导衍生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开展研究。本文首先以标准化理论、系统论、生命周期理论和信息资源配置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设计并探讨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的理论框架,包括概念层、规范层、设计层、开发层、应用层和评价层。其中,概念层确定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的定义及特征;规范层探讨了标准体系设计的约束因素,包括构建目标、动因、依据和原则4个方面;设计层、开发层和应用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对评价层的研究仅表现在对该标准体系应用评价进行了浅析。（1）设计层。设计层从国家、研究和标准成果3个方面分析了构建条件;确定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的构建视角、思路和方法。构建视角包括性质维、级别维、层次维和内容维;构建思路是从体系假设到体系形成层层递进;构建方法是自上而下分解映射和自下而上聚合推导相结合的方法。（2）开发层。基于设计层的四维视角,本文构建了顶层结构包括基础性标准、数字资源融合标准、数字服务融合标准和管理类标准的标准体系框架;同时,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融合标准、各类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内容体系和标准化模型确定公共文化数字服务融合标准内容体系。并通过主题范围确定、相关标准的计量分析和对文化标准化领域专家的调研确定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所应重点建设的标准和优先事项,包括元数据标准、术语融合标准等多项标准。其中,元数据融合的实现策略既包括统一元数据格式和使用元数据互操作技术,还提出组织技术策略;术语标准融合建议建立功能强大的叙词表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检索效率。此外,本层还对标准化文件体系进行了设计,改进了现有标准编写中缺少版权页的问题,提出标准文件中广泛使用参考实例的建议。（3）应用层。本文从影响应用的因素、应用过程和应用方法方面提取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的应用模型特征;探讨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的应用成本和产生的社会效益;发现该标准体系可能的应用瓶颈,探讨应用策略。从应用角度,建立包含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过程和评价管理的应用评价模型。
徐迪[10]（2017）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网络分析 ——H省J事件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政治参与是近年来全世界都广为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之于权力体系的影响也成为学界竞逐的研究热点。转型期社会中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日益增多,行动范围也愈加广泛,以网络动员为基础生发出的一系列集体行动,逐渐固化为某种蕴含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方式,相当程度上建构了公民与国家间的新型互动模式。正是上述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真切地勾勒出当下网络社会的现实图景,亦似棱镜般折射出社会网络结构内纵横交织的关系脉络。“网络”是一个双重语境内生发的多义词,一方面代表互联网媒介平台,另一方面指称社会交往脉络。“参与”和“行动”是一次非制度化抗争行为的“起点”和“终点”,在基于共同诉求的动员情境中,个体与组织因同一个目标前行。“网络”仿似一个拥有循环轨道的双向圈层,框限住抗争的“起点”即是“网络参与”和“参与网络”的合纵,凝塑住抗争的“终点”便为“网络行动”和“行动网络”的连横。被“维稳体制”无限放大的政治话语高悬于一切组织架构之上,社会政治化的特质在个体利益维护面前,统辖为各类具体问题的“泛政治化”。萌生于关系网络中的种种结构性组织互动,伴着全能政府独有的善治愿景,成为我国公民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合理性解读。近年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线上参与群体不仅是熟练运用互联网工具的新兴阶层,更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关乎着社会稳定、激发了民主潜能。在维护具体权益的群体性事件中,中产阶级一反“政治后卫”的原貌,积极动用人脉,以社会网络的搭建作为政治参与范畴内“行动场域”扩增的重要手段,以期获取最广大程度上的社会支持。中产阶级自身的可动员资源正是中产阶级行动力的主要构成。不同于底层民众的暴力抗争模式,维权的中产阶级行动群体自律地遵循了依法抗争和理性抗争的轨迹,沿着法例准许的最大边界与政府权力意志抗衡。在利益诉求为主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行动中,我们可从中产阶级与威权体系的政治博弈场景中析出这一群体的“弱势”和“失语”,感受到“夹心层”的孤立与无援;也能透过屡屡徘徊在感性和抗法边缘的无奈喟叹,抚拭中产阶级的“群体焦虑”。由此,本研究利用大数据处理的前沿理念,采用理论演绎、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和测量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衡量单位,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和结果进行研究。通过理论演绎,本研究在典型个案梳理的基础上,得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诱因以及进程演变的动因,建构社会网络理论指引下的不同领域中符合个体认知、群体聚集和组织行动的阐释路径。在个体层次和整体层次的二元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充分考虑中产阶级维权时的“关系与动员”、“位置与行动”的双视角解读。依据实证研究和测量分析的结果,从“结构-行动”维度入手,总结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行动参与机制和政治博弈逻辑,以期对国家政府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社会组织活力的激发提供决策参考。
二、中国农业期刊联盟网站开始试运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业期刊联盟网站开始试运行（论文提纲范文）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我国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开放获取资源概述及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 |
| 第一节 开放获取的内涵及实现形式 |
| 一、开放获取的内涵 |
| 二、开放获取的实现形式 |
| 三、开放获取资源类型及特点 |
| 第二节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
| 一、本馆信息资源建设 |
| 二、图书馆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
| 三、非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利用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调查方法和内容 |
| 一、调查方法 |
| 二、调查内容 |
| 第二节 调查结果分析 |
|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
| 二、文献类型统计 |
| 三、期刊收录情况 |
| 四、学科揭示情况 |
| 五、有无全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建设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开放获取资源未纳入高校资源统计 |
| 一、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落后 |
| 二、高校对开放获取资源的纳入图书馆资源体系缺乏重视 |
| 第二节 高校图书馆馆员专业素养不足 |
| 一、馆员对开放获取资源的认知程度不高 |
| 二、馆员缺乏开放获取资源的相关培训 |
| 第三节 平台访问设有权限及访问入口少 |
| 一、平台访问设限 |
| 二、访问入口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校图书馆对开放获取资源建设与利用的对策 |
| 第一节 建设专业的图书馆馆员团队 |
| 一、加强图书馆馆员的培训 |
| 二、建立科研人员反馈机制 |
| 第二节 拓展开放获取资源渠道 |
| 一、构建各类自建数据库 |
| 二、建立开放获取资源共享联盟 |
| 第三节 提高开放获取资源的利用率 |
| 一、加强开放资源建设与使用课程建设 |
| 二、开展开放获取资源使用培训讲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一)供给理论 |
| (二)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
| (三)渐进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现实关照: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与升级需求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 |
| (一)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变迁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效 |
| 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需求 |
| (一)社会多元化需求要求服务模式升级 |
|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服务能力升级 |
| (三)内在实效性目标要求服务机制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想图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理路 |
| 一、智慧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
| (一)嵌入:基于价值引领的养老模式重塑 |
| (二)赋能:基于信息技术的系统功能支撑 |
| (三)增慧:利用系统功能操作中的人人交互 |
| 二、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三重逻辑 |
| (一)以“虚拟化”填补供需发展堕距 |
| (二)以“智能化”补足主体能力短板 |
| (三)以“一体化”提升整体运行效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践探索: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模式 |
| 一、“虚拟化”商业运营模式 |
| (一)会员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二、“智能化”公益对接模式 |
| (一)积分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三、“一体化”生态共建模式 |
| (一)派单制运作机制 |
| (二)实践成效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域外经验:国外智慧养老实践模式参鉴 |
| 一、“线上社区”养老模式 |
| (一)“线上社区”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线上社区”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二、“智能居家”养老模式 |
| (一)“智能居家”养老的制度基础 |
| (二)“智能居家”养老的运作机制 |
| 三、合作型科技助老模式 |
| (一)合作型科技助老的制度基础 |
| (二)合作型科技助老的运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未来进路: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前景 |
| 一、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可能限度 |
| (一)客观存在的温度落差 |
| (二)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
| (三)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 |
| 二、以智慧养老助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策略 |
| (一)以“量身定制化”增加服务人情味 |
| (二)以“包容性智慧”提升服务可及性 |
| (三)以顶层驱动和分层整合增强服务协同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1.3 团队背景 |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界定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3 研究难点、重点及拟解决的办法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 2.1.1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文献数量分析 |
| 2.1.2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 |
| 2.1.3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核心作者、核心期刊与研究机构分析 |
| 2.1.4 农产品流通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 |
| 2.1.5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演化路径分析 |
| 2.1.6 研究启示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网络舆情衍生规律研究 |
| 2.2.2 大数据与舆情治理研究范畴 |
| 2.2.3 农业生产效率 |
| 2.2.4 城乡福祉差距 |
| 2.2.5 农村电商 |
| 2.2.6 数字乡村战略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视角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分析 |
| 3.1 农产品流通体系外部宏观环境供需两端现状分析 |
| 3.2 农业生产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结果分析 |
| 3.2.3 主要结论 |
| 3.3 城乡消费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结果分析 |
| 3.3.3 主要结论 |
| 3.4 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价值导向概念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与组织体系创新研究 |
| 4.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五维模型分析 |
| 4.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问题分析 |
| 4.3 我国农村电商治理对策:机制、模式、路径 |
| 4.4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农村电商模式迭代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4.1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 4.4.2 案例分析 |
| 4.4.3 研究发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现代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创新研究 |
| 5.1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现状分析 |
| 5.1.1 冷链物流服务的重要意义 |
| 5.1.2 冷链物流体系构建的积极因素 |
| 5.2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关键问题分析 |
| 5.3 科学构建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
| 5.3.1 总体空间布局构建 |
| 5.3.2 详细建设方案设计 |
| 5.4 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运营效益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 |
| 6.1 两个舆论场的提出 |
| 6.2 两个舆论场新平衡背景下农产品安全治理困境分析 |
| 6.3 新媒体环境下关键节点代表人士识别与治理研究 |
| 6.3.1 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以江西为例 |
| 6.3.2 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 |
| 6.3.3 基于新媒体舆情治理策略 |
| 6.4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 |
| 7.1 现状简述 |
| 7.2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要素分析 |
| 7.3 基于实际调研确定流位流率系 |
| 7.4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流率基本入树模型 |
| 7.5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反基模以及反馈环分析 |
| 7.6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系统反基模分析 |
| 7.6.1 公司销售额与其它因素的相互制约发展基模 |
| 7.6.2 客户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增强关系 |
| 7.6.3 农产品供给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制约关系 |
| 7.6.4 投资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增强关系 |
| 7.7 系统设计部分 |
| 7.7.1 系统分析 |
| 7.7.2 系统设计 |
| 7.7.3 关键技术 |
| 7.7.4 系统实现和运营效果 |
| 7.8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学业指导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2.2 国外学业指导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2.3 关于现有研究的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资料法 |
| 1.4.2 问卷调查与访谈法 |
| 1.4.3 个案分析法 |
|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以学生为中心理论 |
| 2.1.2 学生发展理论 |
| 2.1.3 理论分析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学业 |
| 2.2.2 学业指导 |
| 2.2.3 学业指导体系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学业指导的历史研究 |
| 3.1 我国学业指导历史发展中的相关制度辨析 |
| 3.1.1 本科生导师制 |
| 3.1.2 高校班主任与辅导员制度 |
| 3.1.3 “辅导答疑”与朋辈指导制度 |
| 3.2 我国学业指导的历史进程梳理 |
| 3.2.1 中国近代大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 |
| 3.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改革开放(1978年) |
| 3.2.3 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学业指导的现状研究 |
| 4.1 我国高校学业指导的整体状况调查 |
| 4.1.1 样本数据质量分析 |
| 4.1.2 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
| 4.1.3 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的现状分析 |
| 4.1.4 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的满意度分析 |
| 4.1.5 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的期望值分析 |
| 4.2 我国高校学业指导的案例分析 |
| 4.2.1 清华大学学业指导个案分析 |
| 4.2.2 复旦大学学业指导个案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国外学业指导的经验与借鉴 |
| 5.1 美国学业指导的经验与借鉴 |
| 5.1.1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的组织模式 |
| 5.1.2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的指导模式 |
| 5.1.3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的个案分析 |
| 5.1.4 美国高校学业指导的特点与问题 |
| 5.2 英国学业指导的经验与借鉴 |
| 5.2.1 英国高校学业指导的组织模式 |
| 5.2.2 英国高校学业指导的指导模式 |
| 5.2.3 英国高校学业指导的个案分析 |
| 5.2.4 英国高校学业指导的特点与问题 |
| 5.3 本章小结 |
| 6 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的一般模型 |
| 6.1 学业指导体系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
| 6.1.1 目标 |
| 6.1.2 基本原则 |
| 6.2 学业指导体系构建的一般模型 |
| 6.2.1 一般模型的三个维度 |
| 6.2.2 三个维度的解读 |
| 6.2.3 学业指导体系:三个维度的耦合关系 |
| 7 我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建构 |
| 7.1 组织维度 |
| 7.1.1 学业指导组织与组织网络 |
| 7.1.2 学业指导人员 |
| 7.1.3 学业指导制度保障 |
| 7.2 技术维度 |
| 7.2.1 学业指导内容建设 |
| 7.2.2 学业指导方法建设 |
| 7.2.3 特殊学生群体的学业指导建设 |
| 7.3 文化维度 |
| 7.3.1 学业指导制度文化 |
| 7.3.2 学业指导行为文化 |
| 7.3.3 学业指导精神文化 |
| 7.4 政策和建议 |
| 7.4.1 完善大学生支持服务体系 |
| 7.4.2 建立学业指导的专业学术组织 |
| 7.4.3 将学业指导纳入质量保障体系 |
| 7.4.4 学校要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完善学业指导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高校本科生学业指导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B 学业指导教师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创新及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豆的起源与传播 |
| 一、大豆起源于中国 |
| 二、大豆在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大豆传入美国的背景与路径 |
| 一、大豆传入前的历史背景 |
| 二、大豆传入美国的路径 |
| 第二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1898年以前) |
| 一、1898年以前的引种 |
| 二、1898年以前的试种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时期(1898年-1969年) |
| 一、生产的迅速发展 |
| 二、主产区的形成 |
| 第三节 波动发展时期(1970年-1995年) |
| 一、生产的起伏波动 |
| 二、主产区的发展 |
| 第四节 稳步发展时期(1996年至今) |
| 一、生产的稳步提高 |
| 二、主产区的现状 |
| 第三章 大豆在美国生产技术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育种与品种资源发展 |
| 一、1898年以前的大豆品种 |
| 二、品种采集与传统育种发展 |
| 三、生物技术与转基因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栽培与收获技术的发展 |
| 一、整地 |
| 二、播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收获和贮藏 |
| 第三节 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 |
| 一、大豆病害及其防治 |
| 二、大豆虫害及其防治 |
| 第四章 大豆在美国加工利用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利用方式的改变 |
| 一、从大豆制品到牧草作物 |
| 二、从牧草作物到粒用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作为牧草作物的利用 |
| 一、青绿饲料 |
| 二、青贮饲料 |
| 三、干草饲料 |
| 四、放牧和肥田 |
| 五、豆粒喂养 |
| 第三节 粒用大豆的加工和利用 |
| 一、大豆加工业的发展 |
| 二、豆油的利用 |
| 三、豆粕的利用 |
| 四、大豆食品 |
| 第五章 大豆在美国组织机构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相关政府机构与高校 |
| 一、美国农业部及相关工作 |
| 二、农业高校及试验推广站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企业公司 |
| 一、产品加工公司 |
| 二、工业制造公司 |
| 三、作物种子公司 |
| 四、产品贸易公司 |
| 第三节 大豆相关协会组织 |
| 一、美国大豆协会 |
| 二、联合大豆基金会 |
| 三、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
| 第六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大豆与美国自然条件的相互适应 |
| 一、大豆的植物生理特征 |
| 二、大豆适宜美国农业环境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法案的推动 |
| 一、大豆补贴政策 |
| 二、大豆品种保护政策 |
| 第三节 大豆产业经济利益的驱动 |
| 一、美国国内市场的大豆产业 |
| 二、大豆及其产品的出口贸易 |
| 第四节 大豆相关技术体系的完善 |
| 一、大豆育种技术的发展 |
| 二、大豆种植的机械化 |
| 三、大豆加工技术的进步 |
| 四、大豆运输系统的健全 |
| 第五节 大豆相关组织制度的建设 |
| 一、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构成 |
| 二、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协作 |
| 第七章 美国大豆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美大豆相对优势地位的转换 |
| 一、中国大豆的历史优势 |
| 二、中美大豆的现代转变 |
| 第二节 相对地位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生产效率因素 |
| 二、产销体系因素 |
| 三、政策导向因素 |
| 四、消费结构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大豆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一、政策上给予关注和支持 |
| 二、进行大豆生产技术创新 |
| 三、不断完善大豆产业链发展 |
| 四、推进大豆组织与制度优化 |
| 五、发展特色非转基因大豆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价值、制度与行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世界一流大学 |
| 2.1.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 |
| 2.1.3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制度理论 |
| 2.2.3 社会行动理论 |
| 第3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样本遴选 |
| 3.1 排行榜的选用 |
| 3.2 遴选方法 |
| 3.3 遴选结果 |
| 第4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 |
| 4.1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 |
| 4.1.1 保持政府与大学之间张力的平衡 |
| 4.1.2 维护学术自由精神 |
| 4.1.3 营造民主和谐的治理氛围 |
| 4.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实践原则 |
| 4.2.1 权力互补性原则 |
| 4.2.2 权力共享性原则 |
| 4.2.3 权力互动性原则 |
| 第5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制度结构 |
| 5.1 大学治理制度结构的理想框架 |
| 5.1.1 保障大学自治的法人制度 |
| 5.1.2 协调权力配置的内部治理制度 |
| 5.1.3 遵循学术逻辑的内部管理制度 |
| 5.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法人制度 |
| 5.2.1 大学法人制度的缘起 |
| 5.2.2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制度的特点 |
| 5.3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 |
| 5.3.1 董事会制度的现状与特点 |
| 5.3.2 学术委员会制度 |
| 5.3.3 权力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
| 5.4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 |
| 5.4.1 教师聘用制度 |
| 5.4.2 教师薪酬管理制度 |
| 5.4.3 学术评价制度 |
| 第6章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的行动模式 |
| 6.1 决策制定 |
| 6.1.1 “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决策模式建立的逻辑起点 |
| 6.1.2 “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决策模式的特点 |
| 6.1.3 “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决策模式形成的主要条件 |
| 6.2 决策执行 |
| 6.2.1 学校职能机构数量的精简 |
| 6.2.2 “上窄下宽”式院系结构的构建 |
| 6.2.3 矩阵式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建立 |
| 6.3 决策监督 |
| 6.3.1 决策制定过程监督 |
| 6.3.2 决策执行过程监督 |
| 6.3.3 决策执行效果监督 |
| 第7章 国外经验对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启示 |
| 7.1 中国一流大学的治理现状 |
| 7.1.1 优化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
| 7.1.2 加强以章程为统领的制度体系建设 |
| 7.1.3 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 |
| 7.2 中国一流大学治理存在的问题 |
| 7.2.1 价值取向偏离 |
| 7.2.2 制度创新缓慢 |
| 7.2.3 行动模式滞后 |
| 7.3 完善中国一流大学治理的对策建议 |
| 7.3.1 强化大学治理的文化驱动力 |
| 7.3.2 推进大学治理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
| 7.3.3 构建广泛参与和利益兼顾的决策系统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目录 |
| 致谢 |
（9）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论 |
| 1.1 相关术语和研究对象 |
| 1.1.1 相关术语 |
| 1.1.2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我国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本文创新点 |
| 2 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理论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标准化理论 |
| 2.1.2 系统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信息资源配置理论 |
| 2.2 理论框架 |
| 2.2.1 理论框架的提出 |
| 2.2.2 理论要素的分析 |
| 2.2.3 概念层研究 |
| 2.2.4 规范层研究 |
| 3 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构建方法 |
| 3.1 构建的基本条件 |
| 3.2 构建视角选择 |
| 3.2.1 标准体系设计角度的相关研究 |
| 3.2.2 标准体系设计角度的范例 |
| 3.2.3 标准体系框架构建视角选定 |
| 3.3 构建思路拟定 |
| 3.3.1 构建过程角度 |
| 3.3.2 内容构建角度 |
| 3.4 构建方法设计 |
| 3.4.1 基本构建方法 |
| 3.4.2 自上而下分解映射 |
| 3.4.3 自下而上聚合推导 |
| 4 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设计 |
| 4.1 标准体系内容结构的确定 |
| 4.1.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融合内容的特征 |
| 4.1.2 各类数字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
| 4.1.3 标准化模型 |
| 4.2 标准体系表 |
| 4.2.1 标准体系表构成 |
| 4.2.2 标准体系多层级结构设计 |
| 4.2.3 分层结构标准体系内容解析 |
| 4.2.4 标准体系明细表示例 |
| 4.3 标准化文件撰写指南 |
| 4.3.1 标准化文件编写概述 |
| 4.3.2 标准化文件设计 |
| 4.3.3 “标准”的目录设计 |
| 4.3.4 所设计标准文件样本的优越性 |
| 5 基于调研的重点建设标准及优先事项确定 |
| 5.1 重点建设标准及优先事项确定方法 |
| 5.2 主题范围的确定 |
| 5.2.1 相关项目选取 |
| 5.2.2 标准内容的主题 |
| 5.3 相关标准的计量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与获取途径 |
| 5.3.2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4 针对文化行业标准化专家的问卷调研 |
| 5.4.1 调查目的与方法 |
| 5.4.2 调查内容 |
| 5.4.3 调查结果 |
| 5.5 重点建设标准及优先事项结论 |
| 6 元数据融合和术语标准融合的实现策略 |
| 6.1 元数据标准融合探究 |
| 6.1.1 元数据标准概述 |
| 6.1.2 元数据互操作技术总结 |
| 6.1.3 元数据标准融合实现策略 |
| 6.2 术语标准融合方案 |
| 6.2.1 术语标准概述 |
| 6.2.2 叙词融合面临的问题 |
| 6.2.3 多维叙词表构建方案 |
| 7 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的应用 |
| 7.1 应用模型 |
| 7.1.1 影响应用的因素 |
| 7.1.2 应用过程探讨 |
| 7.1.3 应用方法探讨 |
| 7.2 应用成本与应用效益 |
| 7.2.1 成本效益分析法简述 |
| 7.2.2 应用成本分析 |
| 7.2.3 应用效益探讨 |
| 7.3 应用瓶颈与应用策略 |
| 7.3.1 应用瓶颈 |
| 7.3.2 应用策略 |
| 7.4 应用评价浅析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中英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网络分析 ——H省J事件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理由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研究现状 |
| 1.3.2 社会网络理论与分析的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总结与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具体设计 |
| 1.4.2 研究方法与资料搜集 |
| 1.5 研究目标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2 理论与方法:综合分析框架的提出 |
| 2.1 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梳理 |
| 2.1.1 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路径和影响 |
| 2.1.2 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参与定义界定 |
| 2.1.3 中国社会中网络政治参与的新趋向 |
| 2.2 社会网络的核心要素阐释 |
| 2.2.1 社会网络的基本术语 |
| 2.2.2 操作性术语 |
| 2.2.3 社会网络的重要理论 |
| 2.3 “结构-行动”的综合分析框架 |
| 3 案例过程叙述:H省J事件的整体情况回顾 |
| 3.1 H省J事件的宏观背景 |
| 3.1.1 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兴起 |
| 3.1.2 互联网金融风险危机频发 |
| 3.2 H省J事件的过程简介 |
| 3.2.1 事件缘起 |
| 3.2.2 维权进展 |
| 4 社会网络分析:H省J事件的网络政治参与 |
| 4.1 研究数据及测量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数据收集 |
| 4.1.3 分析方法 |
| 4.2 “关系与动员”:网络政治参与的个体行为表征 |
| 4.2.1 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关系” |
| 4.2.2 网络政治参与主体行为分析 |
| 4.3 “位置与行动”:网络政治参与的组织行动内涵 |
| 4.3.1 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位置” |
| 4.3.2 网络政治参与组织路径分析 |
| 4.4 讨论与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结构-行动”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 |
| 5.1.2 个案映射出的政治参与博弈逻辑 |
| 5.2 未来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Ⅰ 文中表格目录 |
| 附录Ⅱ 文中图示目录 |
| 附录Ⅲ 文中部分社会网络分析数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中国农业期刊联盟网站开始试运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航天云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的演进研究[D]. 高嘉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
- [3]我国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调查研究[D]. 吴亚珍.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智慧养老视域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D]. 张昊. 吉林大学, 2020(03)
- [5]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D]. 金恩焘. 南昌大学, 2020(01)
- [6]高等学校本科生学业指导体系研究[D]. 尚航.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7]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D]. 石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8]“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治理：价值、制度与行动[D]. 刘路.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融合标准体系研究[D]. 张芳源. 武汉大学, 2017(07)
- [10]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网络分析 ——H省J事件的个案研究[D]. 徐迪.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