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

一、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论文文献综述）

王俊健^[1]（2021）在《《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的音乐分析与演唱研究 ——以《联大花开》《跑警报》《泡茶馆》为例》文中提出《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是云南师范大学为迎接西南联大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重磅打造的一台大型交响合唱声乐套曲作品。笔者选择了作品中《联大花开》、《跑警报》、《泡茶馆》三首讲述西南联大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进行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歌曲进行分析与演唱研究。本论文首先梳理了《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的创作背景,主创团队,分析了作品中各首歌曲的主要内容。其次结合历史事件对三首歌曲的歌词、音乐旋律和结构进行了分析,探究出歌曲的音乐如何与歌词内容结合来表达歌曲内涵。最后根据歌曲的歌词、音乐特点和笔者的演出经验,对三首歌曲的演唱处理进行分析,为演唱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常君慧^[2]（2021）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科招生制度是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招生制度连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是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途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些学者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西南联合大学的本科招生制度可以作为当今大学的重要参考。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开始首次招生。直到1945年,西南联合大学才接受了最后一批学生,并完成了西南联合大学8年的招生任务。本文以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方法来研究西南联大本科招生制度的演变,分析其各个阶段招生制度的背景、考试内容、录取情况,结合当前招生改革,力图找到借鉴和启示。本文以西南联大招生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西南联大成立以前,高校从清末到抗战前招生制度的形成以及演变过程,并概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招生制度的演变及特点。从时间阶段划分了西南联大招生制度:统一招生制度和多样化招生制度。分析了西南联大在统一招生制度下的背景、相关招生文件、招考机构、招考内容、录取的具体状况。还分析了在统一招生制度废除的背景下,西南联大采取了联合招生、自主招生、委托招生的多元化招生制度的招生考试与录取的具体状况。从而概括出西南联大招生制度的总体特点及启示。总体而言,西南联大采取灵活的招生制度,从而为其招收到高质量学生。

李梦晓^[3]（2020）在《流动的校园：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生活》文中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炮火的猛烈摧残下,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相继沦陷,各区教育机关受到严重毁坏,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迎来莫大的灾难。各高校为躲避战火、保存文脉相继南迁。随着1938年济南、徐州战事吃紧,开封情势愈发严重,已没有一片土地可以安放大学的课桌。位于省城开封的河南大学、水利专科学校、艺术专科学校三所学校自此也开始了流亡生涯。河南省政府为应对危机局势,做出“凡已受袭击或易受袭击区域之学校,一律向安全地带转移”的决定。河南大学就在此时踏上流亡办学的征途,河南大学的学生在流亡途中,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条件怎样困顿,都始终保持乐观向上、坚韧奋发的精神品质,不仅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以各种形式保家卫国。河南大学自1937年12月开始流亡,至1945年12月底返汴,流亡办学之路前后凡八年历六次搬迁。其先后深入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嵩县潭头、荆紫关、陕西宝鸡和汉中等地区。每搬迁一次,河南大学的办学条件就更加恶劣一次。设备不足、住宿简陋、伙食单一、经济恶化、师资紧缺,随时随地躲避日军战火的攻击,是他们自始至终面临的困境。但河南大学仍然坚持办学,力求维持“战时的平常化”,这一时期河南大学除文学院编辑国防教材、增设战时经济、文化讨论课程,理学院增设国防化课程,以适应战时需要外,其他课程努力维持战前的状况,保证学生的正常学习;河南大学的学生们砥砺求学,无论白天、黑夜竭力利用一切可以学习的条件进行学习,图书馆、学术讲座、河滩边、深山里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在完成个人求学目标的同时,为更好地应对战时环境,努力上好体育课,以强身健体。与此同时,还要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化规训,摆脱其思想控制。为救国救亡,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踊跃投身于挽救国家、挽救民族的活动中去,创办剧社、表演话剧、创作吟唱抗战歌曲、张贴壁报、组织参加救亡团体、兴办社会教育等丰富的形式是他们宣传救国救亡思想的主要阵地。有些学生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还积极响应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号召,争先恐后选择投笔从戎踏上战场,为国效力。河南大学的学生怀抱爱国强国报国的信念,以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追寻新知、探求真理,以积极乐观、同心协力的心态克服一切磨难,乐观生活。其精神激励着我辈青年学生坚定的追随其步伐,发扬光大其精神,发奋践行其思想,拼搏向前,在新时代为国家繁荣和民族富强奉献自己的力量。

崔卓琳^[4]（2020）在《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西南联大由南迁后方的北大、清华、南开合组,并作为战时教育联合体的模范而被称颂,三校的合作精神一直作为研究的主体被人们重视。与此相对,西南联大三校的格局差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校际之间的分合之争亦值得探讨和反思。西南联大三校的联合并未深入,各自仍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教学联合,学术机构分立;行政主体未联合,联大事务共同负责,这种临时性的联合虽能使三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矛盾的扩大化,但“共处一室”的尴尬与纷争不可避免。三校格局中清华占据主导,这种优势使北大倍感被动,分校独立发展便成为北大的诉求,1941年的迁校纷争一度使三校走向分裂,三校主事者及教育部的积极斡旋维持了西南联大的局面,联合体制趋于稳定。北大校长蒋梦麟为维持合作的牺牲妥协态度使北大人极为不满,责其不负责任促使北大学术不兴,危机重重。抗战胜利,三校积极筹谋复校之际,北大校内突然发生“易长风潮”,看似偶然的事件实质涉及北大在西南联大体制内的处境焦虑,复校期盼中蕴含着学术复兴与校长重新选择的潜在诉求。西南联大是抗战的产物,北大、清华、南开在经历战后学潮后,一同合作迁移北返重归北平,西南联大的使命便告终结,围绕着战后文化重建,三校在教育资源整合方面又展开了合作与竞争,其中的政治干预不可忽视。

董晓霞^[5]（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杨燕江^[6]（2018）在《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背负救亡图存和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在边省云南的“教育长征”,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已经跨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西南联大的成功与其管理模式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其管理模式的成功。本文基于原始档案发掘和相关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借鉴管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阐释了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背景（环境）、要素、关系和特征,探讨了其实践效能、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具体而论,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有其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最大的背景和最重要的环境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的侵略和残暴行径激起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抗战救国激情,坚信了“南渡”的抱负和信念;云南自“重九起义”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对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对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运行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环境。与此同时,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间复杂的关系变动,为其管理模式创造了难得的学术自由空间和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在组织架构及资源要素上,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所依寄的组织系统架构包含了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和校务委员会、教授会两个参议机构（分权力机构）,职能部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三大处和独立设置的会计室,教学机构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五个学院,还包括各临时专门委员会、研究所等机构。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及教授群体构成的人力资源、办学经费预算及办学成本所需的财物资源、行政管理时间与校址选择空间形成的时空资源,是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三大资源要素。为保障顺畅运转西南联大对外须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地方政府这两对关系,对内则要处理好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的联合与合作,以此保障内部组织机构间能构建起常委会主持全校校务、校务委员会主掌行政事务、教授会专注学术事宜、三大处分司日常管理与服务、学生自治会致力于维护学生权益的运行机制。深入窥探,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综合体,特别在教职员与学生管理上多有创造。统而观之,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呈现出在遵循部令与寻求自主间保持张力、决策的集体协商与执行的通力配合、具有稳态结构的内部管理运行系统、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替带来管理与学术交互等显着特征。另外,制度、人、文化是穿插于整个管理模式间三个不可或缺的显着因子,自治精神对管理硬化的消解则是其独特本质的最直接体现。总体而言,西南联大管理模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的环境中,基于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和制度,延续并创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管理经验,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该模式在杰出人才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服务地方需求和国防需要、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有鉴于此,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同样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大学仍然具有诸多启示:同时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进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李春亭^[7]（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周学怡^[8]（2018）在《战时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学与人生 ——以《吴宓日记》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生坚持写日记并留下了较为完整记录的人屈指可数,其中,吴宓日记无疑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二十本《吴宓日记》及续编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其日常生活、个人见闻、思想情感、交友工作等细节,还关涉了大量文学创作、历史社会变迁以及人生命运流转的信息。这些细节使得历史充满血肉感和真实感,是民国时期及共和国时期历史流变的最小也是最好的注脚。抗战时期的吴宓日记更是私人话语与时代风云交织融合的典型的“大文学”文本。它既真实记录了吴宓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抗日救亡中的心路历程,浸润着吴宓人生的悲悯感和苍凉感,饱含着他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也呈现了抗战时期文人们真实的生活镜像,体现了大动荡时代背景下“乱世儿女”们特有的无奈和辛酸。本文正是在“大文学”视野下来观照抗日战争时期的吴宓日记,以吴宓的日记等资料作为切入点,关注乱世中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考察战争等给他们带来的心态变化、情感变化、精神变迁,以及这些变化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造成的影响,从而揭示抗战时期个人生存与民族国家之命题。本文共分为绪论、主体、结语三个部分。如下:绪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概念及相关观点辨析;二是关于论文主题的研究现状;三是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主体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纠结彷徨:大时代下文人的“走”与“留”。本章主要探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战争、迁徙给学院派知识分子带来的心态变化。七七事变至长沙临时大学开课期间的短短四个月,学院派知识分子内心微妙复杂。“走”与“留”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思考的命题,这不仅是他们的文化选择,还体现了他们处于乱世中的挣扎和彷徨。第二章,漂泊流浪:南渡西迁路上文人的心态变迁。本章主要探讨文人们在南渡西迁路上的苦楚及其心态的变迁以及“南渡西迁”的文化精神意义。南下途中,知识分子们内心充满了惊慌和恐惧。西迁路上,知识分子们内心充满落寞与悲凉。在复杂的心境中,知识分子们完成了三校的迁徙,也实现了“南渡西迁”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第三章,孤苦疲困:大时代下文人的“日常生活”。本章主要以《吴宓日记》为考察对象,再现战时学院派知识分子们生存与生活背后的酸甜苦辣,体现一个普通人对于时代的抗争,并以此窥探知识分子们在生存困境中的精神变迁和文学情怀。第四章,战争威胁:大时代下文人的“轰炸生活”。本章主要探讨大轰炸给学院派知识分子们带来的变化。通过考察《吴宓日记》,洞悉战时大轰炸背景下文人们居住环境的变迁,探析其“跑警报”前后期的心态变化以及“跑警报”时业余活动背后的深刻含义,并由此体悟知识分子们在战时的态度和人文关怀。第五章,孤痴真挚:大时代下文人的“情”与“爱”。本章主要探讨抗战时期吴宓的情感状态。缺失而不和谐的亲情、悬而未决的爱情以及真挚的友情无疑都对吴宓的文学人生观造成了一定影响。考察昆明时期吴宓的情感,有助于读者体会其内心深处的孤独,深刻理解他的婚恋观及爱情悲剧的必然性,体悟战时的友情给文人们带来的心灵慰藉和支撑。第六章,变与不变:大时代下文人的“志”与“业”。本章主要考察吴宓在战时的“志”“业”,通过民族与国家、道德与人性、文学与人生三个方面来探讨吴宓为抗战所做出的独特努力,探析他对个人、社会以及民族的思考,揭示其不同于“斗士”的更接近人性本真的学者面貌。结语部分总结全文,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在整齐划一的爱国主义叙述框架中吴宓所体现出的战时学院派知识分子命运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揭示战时个人与民族国家之命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吴宓个案的考察,进一步探讨日记中的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有助于开拓抗战文学的研究新视野,从而更好地理解抗战时期的日记文学。

杨博^[9]（2018）在《日军空袭下的“反日常”旅行遭遇与“家国想象”——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西安游记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空袭对游客的生命、旅行、游览造成的威胁与影响,以及特殊的旅行遭遇——"跑警报"下的生命体验。游客在经历个体之痛和家国之痛后,其个人际遇成为民族命运的缩影,并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想象与认同。而在转化过程中,风景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景叙事方式是采用风景意象来唤起民族共同价值认同、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痛斥侵略者的暴行、用风景的隐喻和比附来重塑民族性格。因而,游客的旅行和"家国想象"促进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发展。

施要威^[10]（2017）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大学知识分子（1）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在价值观念、理想抱负以及角色行为等方面,都与传统读书人有了根本不同。在外敌入侵、政治混乱、文化落后等诸多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总体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并取得令人称道的教育和学术成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知识分子,他们留下了值得深入挖掘的精神资源。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合体,他们是近代大学教师群体中的优秀人物。西南联大作为一所存续时间只有八年的临时大学,至今仍在不断地被人纪念和书写,其主要原因在于联大人尤其是联大教授的精神品格能够感召后人。通过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考察来理解近代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对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和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借鉴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资源,用“理想类型”来把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然后分析其文化性格生成和展现的影响因素,接下来考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角色行为和实践活动,最后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需要进行身份建构来确立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总体而言,近代大学的兴起为其身份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员构成;现代学术的引进为其身份构建奠定了知识和思想基础;报刊杂志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构建外部权势网络的主要媒介。正是因为凭借这些条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才能在战争环境下坚守其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对史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精英意识、忧患意识、自由求真精神、独立批判精神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先,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身份大打折扣,但其精英意识却越发得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学术价值的体认是其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精英意识的核心表征。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是其爱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其忧患意识在教育和学术活动、公共舆论和诗词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第三,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而言,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在追求自由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扞卫自己的学术自由,而且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在追求真理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自己表现出求真精神,而且使求真精神在学生身上得以传承。第四,在西南联大教授那里,独立和批判有着紧密联系。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学术独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独立于西方,学术独立于政治,个体独立于团体;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批判精神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层面都有所体现。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首先,文化传统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教育理念、救国济世情怀、文化认同等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日军空袭、通货膨胀、政策和政治局势以及云南当地环境等构成复杂的现实环境,对联大教授的文化性格和角色行为构成了严峻考验;第三,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制度、人际关系、学术氛围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理想信念起到了必要的保障作用;最后,学术志趣和个性差异增强了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在严酷环境下的学术定力,也使其文化性格有了多样化的呈现。以上四个层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均等地对联大教授群体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不只表现为抽象的价值理念,它还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首先,在教学活动中,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秉持通才教育理念,以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强大的师资力量开展探究性教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教育成就。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研活动虽然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他们仍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科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第三,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过报刊杂志、集会演讲、联名通告、广播电台等多种途径参与公共舆论表达公共关怀。第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充分运用各自的学术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在促进云南教育发展、支持抗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我们进一步从总体上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并从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自由与责任、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等五对复杂关系与矛盾中理解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

二、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1）《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的音乐分析与演唱研究 ——以《联大花开》《跑警报》《泡茶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流动的校园：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战时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学与人生 ——以《吴宓日记》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9）日军空袭下的“反日常”旅行遭遇与“家国想象”——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西安游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的音乐分析与演唱研究 ——以《联大花开》《跑警报》《泡茶馆》为例[D]. 王俊健.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D]. 常君慧.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流动的校园：抗战时期河南大学的学生生活[D]. 李梦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关系研究[D]. 崔卓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6]西南联大管理模式研究[D]. 杨燕江. 云南大学, 2018(09)
• [7]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8]战时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文学与人生 ——以《吴宓日记》为考察对象[D]. 周学怡. 西南大学, 2018(01)
• [9]日军空袭下的“反日常”旅行遭遇与“家国想象”——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西安游记为中心[J]. 杨博.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8(01)
• [10]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施要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标签：西南联大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大学招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