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刑事犯罪走势前瞻（论文文献综述）
张宜培[1]（2021）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刑事责任研究》文中认为
杨丰一[2]（2021）在《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所伴生的诸多风险也在社会中逐渐显露。在法学尤其是刑法领域,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刑事风险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一时间,人工智能刑法研究蓦然兴起,“人工智能刑事责任论等”俨然成为最耀眼的知识增长点。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价值产生质疑,认为当前研究违反人类智力常识,甚至是一场为了追踪热点亦步亦趋的“学术秀”。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论题属性的讨论与争议,论争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概念能否界定、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是否存在、人工智能刑法研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等方面展开辩论。实际上,对于论题本体概念、属性与价值的辨析也构成具体研究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归属问题研究的前提性思考。只有充分回应相关质疑,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包括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的讨论才能扎实地开展与深入。对此,笔者认为:首先,虽然试图在科学意义上统一人工智能概念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但这并不妨碍在满足当下法学研究需要的程度上来描摹人工智能。其次,涉人工智能犯罪已经发生、正在发展并将进一步扩散。最后,风险理论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有诸多契合点,且当下社会的风险属性已经在不同学科领域中被广泛认识,在风险社会视阈下讨论人工智能相关问题具有社会价值。所以,以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为研究重心的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具备研究基础与研究价值。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衍生的技术风险映射在规范层面会引发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困境,即当传统刑法无法全面地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时,就会产生部分刑事责任难以归属于适当的刑事责任主体的责任分配间隙。但归责困境并非存在于所有犯罪类型当中,在人工智能故意犯罪当中,现有的错误理论以及正犯理论完全可以避免归责间隙的产生。而在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当中,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和技术风险与我国过失犯罪理论中的归责要素相抵牾,表现为人工智能技术导致预见不能,冲击归责基础;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因果错综,阻滞责任分配;人工智能技术缺失前置规范,难断注意义务;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纵向关系,扭转归责维度;人工智能技术脱逸经验事实,虚化判断根据。由此造成了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归责的困境。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应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理论进路:其一是解释论进路,主张运用刑法解释原理抽象预见可能并设置宽泛的注意义务,以避免预见不能、回避不能的归责窘境。其二是立法论进路,主张通过立法在总则中确立严格责任原则,并在分则当中通过新增抽象危险犯等方式减省对因果关系的查明,以顺利将责任归属于相应主体。其三是对策论进路,主张赋予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并为其设置刑罚体系,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刑法的方式在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之间分配刑事责任。然而,无论是相对保守的解释、立法进路,还是较为激进的对策进路,在试图弥合归责间隙的同时都会诱发人工智能刑法体系风险。预见可能的抽象化、侵害结果的边缘化、因果关系的减省化、过错责任的局部化冲击了刑法体系的安全性、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动摇刑罚制度的正当性。基于对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与相关应对路径的具体分析,应对人工智能归责困境的有效理论进路应当能够体现以下三点基本立场:其一,排除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地位;其二,恪守刑法规避风险的理性姿态;其三,满足应对归责困境的现实需求。在抉择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应对方法的过程中,实现过失犯罪归责构造的理论转型,即由意志归责、主观归责模式过渡到规范归责、客观归责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且有益的尝试。“如果说在意志归责中,行为人的自由意志是考虑的核心,那么在规范归责中,核心的考虑则是行为与结果对于规范的违反。”与意志归责执着于预见可能性所不同的是,规范归责模式将风险管辖领域的判定作为逻辑前提,以行为人行为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与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作为刑事责任归属判断的实质内容。风险管辖的含义在于“适用规范归责模式进行过失判断时需要前提性地考察法所不允许之风险隶属于谁的风险支配领域”。如果风险隶属于行为人的管辖领域,需要进一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创设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即正向上判断行为是否创设了风险、反向上判断行为是否存在着排除事由。当肯定行为在客观面向具备非难可能性之后,仍需要考察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实现了行为所创设的不被允许的风险,即明确风险实现于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范围之内、风险创设与风险实现之间具备规范意义上的关联以及风险创设至少显着地增高了风险实现的可能性,如此才能最终确认责任的归属。客观归责理论在归责模式转型以及应对人工智能过失犯罪归责间隙的意义在于:首先,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归责根据由经验事实向规范的转变,从而使归责的判断摆脱了预见可能和生活经验等在风险社会中难以明确的要素的依赖。其次,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归责思想由因果论向管辖论转变,赋予因果关系以规范意义与规范检验,缓解了事实层面因果查明不能所带来的归责困境。再次,客观归责理论实现了责任归属由纵向向横向维度转变,拓宽了责任分配的思路,使过失犯罪中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成为需要考察的内容。又次,客观归责理论以合义务替代行为判断风险创设行为与风险创设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使归责摆脱对事实因果的依赖,同时对于规范关联概率化的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确定能够有效克服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归责不能,实现过失犯罪归责。最后,客观归责理论对于行为所创设的风险是否属于注意义务规范保护目的范畴的检验可以合理限制过失犯罪的不当扩大,在实现对智能犯罪有效管控的同时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萎缩。
宋全成[3]（2021）在《我国刑事犯罪未成年人的结构性特征与防治对策——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2019年相关数据的社会学分析》文中提出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呈现出规模较大、不完整的U型走势和低龄化趋势的自然结构特征。从社会结构特征来看,犯罪的未成年人多以初中文化程度和无业人员、农民职业为主;盗窃、抢劫、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侵财犯罪主要集中在抢劫、抢夺的暴力手段和盗窃、诈骗非暴力两种类型;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呈下降趋势。为此,遏制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促使未成年人健康发展,就需要调整和优化惩治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政策。具体是: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提高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引入"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和全面介入与干预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的生活、犯罪未成年人的刑期改造和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融入的全过程。
荆文超[4]（2020）在《典当行业风险控制研究 ——以天津J典当行为例》文中认为典当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常见方式,在民间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对于传统银行贷款的融资模式,典当行拥有更加快捷的审批手续,深受小微企业的青睐。2019年中国受到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实体经济下滑,企业盈利缩减无法及时偿还贷款,出现大量信用风险,促使不良率上升。贷款行业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犯罪行为爆发,行业内部正在此期间进行一轮新的大洗牌。典当行的监管部门在2018年正式由国家商务部转为中国银保监会管理,监管更加严格规范。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各地金融局淘汰了大批不符合规范的典当行。与此同时,很多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推出了优惠的贷款政策,办理手续更加快速便捷,这加剧了典当行业失去先天的竞争优势。典当行业作为中国“影子银行”中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写过“存在即合理”,典当行业亦是如此。虽然整个金融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是不乏优秀的典当行仍旧持续盈利,在严格的监管审查下从当地金融局获得较高的评级分数,不断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我们应该通过学习优秀典当行的宝贵经验,总结历史教训,摸索适应环境的新方法,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去除过去的糟粕。在如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面前,典当行业风险控制的研究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兼具商业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典当行业中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风险控制体系,在此方面的研究相比正规金融机构甚少。本文通过2017年COSO发布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COSO-ERM）在典当行业中的应用,利用文献参考、专家反馈和个人工作经验总结出了典当行业亟待解决的风险控制问题,结合天津J典当行的风险控制问题给出了对策与建议。
廖伟[5]（2019）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检务公开工作的内容、方式等逐步完善,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不可否认,我国检务公开工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检务公开立法层级不高、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务公开对“互联网+”时代回应不足等。基于此,论文通过对检务公开的一般原理、经济学理论基础、法理基础、发展现状以及域外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对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途径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建立健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提供参考,从而推动我国检务公开工作深入开展。全文共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节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流动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日益显现,出现“信息孤岛”和“数据鸿沟”,形成社会不公,妨碍社会进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依托信息技术发展的条件,将检察权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实行检务公开,维护公平正义。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检务公开既具有类同性,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检察权兼具司法与行政属性。党的十九大对检务公开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人民群众对检务公开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和完善也变得十分紧迫,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第二章节探讨了检务公开的基本理论,主要对检务公开的概念、特征与类别进行了分析。检务公开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有关活动和事项,本文在论述检务公开概念的同时,从检务公开的内容、公开的对象、启动原因、公开的权限等角度对检务公开进行分类,分析检务公开具有职责的法定性、检务公开内容的多样性、公开对象的特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引发的问题,提出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同时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论证了检务公开的必要性。第三章从我国检务公开的发展历程入手,回顾了检务公开的四个历史阶段“起步摸索阶段、实践探索阶段、全面推进阶段、深化创新阶段”,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检务公开方式向更加主动发展,检务公开监督向制度化发展,以及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在总结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成效同时,也分析出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在立法、范围、方式、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节是检务公开的域外模式检视。通过对域外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检务公开原则、范围、方式等比较,重点分析了瑞典、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立法、原则以及检务实践等,归纳出各国（地区）检务公开的特点。上述国家和地区均坚持检务公开是有限度的公开,而且他们都以立法的形式对检务公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部分国家（地区）还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以保证检务公开的有效实施。文章总结出“检务公开立法、有限度的检务公开、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检务公开例外的典范、检务公开的救济”等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五章节提出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通过对检务公开的立法、原则、范围、载体以及救济程序优化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完善检务公开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息自由法,检务公开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主要依靠最高检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来推动。因此,有必要加快检务公开立法进程,推进检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同时提出拓展检务公开范围和内容,规范“检务公开例外”的确定,保证时效性,优化检务公开实现方式,借司法责任制改革契机,重构检务公开业务流程等等解决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检务公开的视野,大数据、媒体融合应用,给检务公开工作现代化带来新的机遇。为此文章提出以“互联网+”为载体,增强三个意识;以大数据为抓手,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以媒体融合为契机,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以模式创新为动力,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检务公开模式。最后提出健全检务公开的救济依据、行使主体、救济方式等法律制度,推动检务公开科学、健康发展。
杨鑫[6]（2019）在《关于C市Y区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文中认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对其进行了完善。作者通过对C市Y区检察院进行实证考察,统计相关数据,观察有关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在摸清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该检察院运行的现状和已有实效的同时,发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的对策或建议,以期达到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目的。本文除引言外,共有四个部分,共计20000余字。第一部分阐述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相关内容。该部分先简单介绍了世界上较具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渊源,并对我国现有的几种不起诉进行了分析,再详细论述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立的积极意义、适用条件、所附条件、帮教考察机制、适用程序、决定的法律后果以及监督程序。第二部分论述了Y区检察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情况。C市Y区检察院2014年至2018年五年期间共办理未成年人审查起诉案件210件252人,其中对38人作出酌定不起诉处理,对18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为7.14%。Y区检察院在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尝试和创新,主要有:一是严格把握适用的范围。二是严格执行社会调查制度。三是联合其他单位建成观护基地。四是增加心理干预促使未成年人回归正途。第三部分主要总结、分析了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适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考核对适用率的影响较大。二是增设了以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适用的必要条件。三是缺少外部监督。四是适用罪名和主体范围过窄。五是否定了被害人的自诉权。六是考察与管理主体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一是合理制定办案考核与激励机制。二是将取得被害人谅解等非法定条件从适用的必要条件中剔除。三是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监督。四是扩大适用对象、适用罪名的范围。五是增加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增设被害人自诉权。六是完善考察监督模式,引入社区矫正。
郭恒[7]（2019）在《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文中指出辩护制度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和司法改革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但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具体内涵和相关要求却缺乏深入研究和系统解读。本文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够合理解读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理论,并结合我国刑事辩护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域外可资借鉴的相关元素,尝试为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及辩护制度探索前行的方向。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共计六章组成。第一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本章以不同的刑事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履行之影响出发,分析了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律师的功能定位,并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进行了解读。其次,以现代法治国家中辩护人的角色定位为基本出发点,以国家权力维度和法律程序维度为两个考察维度,对辩护律师角色定位进行比较法考察,并对我国依法治国背景下辩护律师律师身份定位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法律职业伦理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进行解读,以“律师—当事人”关系为基本出发点,从党派性忠诚原则、律师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维护角度分析了律师职业伦理特殊性之所在。第二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争取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首先,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辩护律师应当重视会见、阅卷、调查这三项基础性义务的履行,以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其次,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辩护律师在庭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有效应对新“控强辩弱”背景下庭审虚化现象,并在庭审中与控方进行实质性对抗。最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还要借助一定的“外力”,形成一种辩护合力,才能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消极的忠诚义务直接表现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这种信任关系的维护,可以说是为辩护律师设立了一条执业底线,即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首先,辩护律师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确保辩护律师和当事人的信任和坦诚。其次,应当坚持利益冲突禁止规则,这是忠诚义务派生出的律师重要职业道德,而律师忠诚义务是利益冲突禁止规则的价值依归。我国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禁止规制,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采取“有依据的合理怀疑”的标准,对利益冲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加强利益冲突防范的制度建设。再次,对于独立辩护理论进行限制。建立协商机制与退出机制,确立独立辩护的禁区,构建类型化决策机制,确立被告人实际利益受损时真实义务优先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独立辩护作出限制。第四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也有一定的界限,那就是“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对于当事人不能唯命是从,还必须诚实公正地履行其职责,不能采取积极的行为来蒙骗司法机关,这是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之要旨。真实义务也为忠诚义务的履行设定了“边界”。由于辩护律师特殊的地位和忠诚义务的要求,其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呈现出消极性、片面性以及对象特定性的特征。辩护律师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刑事诉讼真实发现的基本目标、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以及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我国对于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但是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为此,应当重新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体系,明确辩护律师对待虚假的证据的处理方式,区分真实义务与辩护策略,确立禁止损害实体真实这一真实义务的基本界限。第五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在美国、日本、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这种冲突是由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和“法庭官员”的双重角色所引起的。由于诉讼模式以及司法观念的差异,如何处理我国实践中忠诚义务和真实义务的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对于被告人提供的虚假的实物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不实陈述或者抗辩,辩护律师不负有揭露义务。但是对于被告人违法或欺诈性的行为,出于律师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法院共同维护司法程序公正运行的义务,辩护律师对此负有积极揭露的义务。此外,应当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以限制真实义务的扩张对于忠诚义务履行的消极影响。第六章,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需要从“进场机制”、“退出机制”以及“惩戒机制”三方面进行建构。首先,要确立刑事辩护的“进场机制”。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为忠诚义务设置了第一道门槛,可以有效提高辩护质量。其次,还要确立刑事辩护的“退出机制”。我国应当从退出前的预防机制和协商机制以及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的退出机制。最后,还应当完善对于律师失范行为的“惩戒机制”。对于律师的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除了其自身内心道德的约束外,还须通过一定的外部的惩戒机制加以贯彻。并完善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程序性规制,防止侦查机关滥用权力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在“结论”中,笔者提出未来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研究,还是应当紧紧围绕“律师—当事人”关系这一律师定位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同时注重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关注实践案例与坚持理论完善相结合,立法规定的宏观性与行业规范的可操作性相结合。通过“制度规范”实现“理性实践”,最终实现“律师—当事人”关系理想目标与理性实践的统一。
宋澜[8]（2018）在《金融基准操纵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指数是现代金融的核心,是现代经济的晴雨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信息时代及大数据社会,指数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Consumer Price Index）、沪深300及上海银行间拆解利率Shibor（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无不成为我们衡量物价水平、掌握大盘动向及判断资金成本的重要依据。然而,世人往往忽视指数生成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及自由裁量,臆以为其是真实、客观、公正的。事实上,即便是基于客观数据而生成的非常“客观”的指数,也难逃被操纵的命运。指数操纵将我们置身于“上帝已死”的困顿中,因为我们曾经信奉的准则被动摇了。这种震撼不仅激发国际社会对现有的指数生成机制进行改革,更促使本文展开以指数为对象的基础性研究。2012年6月26日、27日,美国司法部（DOJ）、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先后公布了各自与巴克莱银行集团的不起诉协议,巴克莱集团承诺缴纳合约4.5亿美元的罚款。1伦敦银行间拆解利率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操纵丑闻爆发。在调查Libor案时,监管部门截获了大量的数据终端,发现国际汇率市场居然也存在严重的操纵问题。摩根大通、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多家外汇市场做市商因涉嫌对“WM/R汇率”（由World Markets Company和Thompson Reuters汤森路透公司联合发布）实施了操纵,被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及瑞士、美国等监管部门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进行了处罚。2随后,黄金、3牛奶、4石油、5生物燃料、1天然气及2铝3等市场也都相继发生了指数操纵案件。从国际经验看,以证券指数为代表的、由集合竞价方式产生的场内金融基准尚未发现被严重操纵的迹象。而以Libor及WM/R为例的、由做市商充分参与的、传统意义上的场外金融基准则存在人为左右的可能。改革前的Libor由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BBA）管理、由Thompson Reuters汤森路透公司计算并发布。改革后的Libor,本质仍然是报价行预测的资金拆借成本。指数WM/R则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兑换标准,完全依据抓取的外汇真实交易的数据而编纂。WM/R根据全球的市场参与者在不同时区全天候的交易而设定,但被引用最多的是发生在伦敦时间每天下午4点收盘前30秒与收盘后30秒所有交易的中值。4基准操纵事件披露后,除却行业监管部门进行的行政处罚,各类民事、刑事诉讼在过去的6年中也呈井喷式曝发。国际社会的既有判例和基准改革方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更是笔者行文立意的主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利率及外汇基准操纵不仅在国际银团贷款、利率互换、利率期权期货、浮息票据等借贷市场、衍生品市场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因为报价行基本都是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操纵基准也引发了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更有意思的是,基准操纵应当是很明确的金融行业监管法的问题,如基准操纵是市场操纵的新方式。但在系统梳理英美欧等国、因基准操纵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时,笔者发现美国的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纷纷以反垄断法作为请求权的基础、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之诉,5而非以证券、期货等监管法规为依据、提起传统的市场操纵反欺诈之诉,这也引发本文对金融基准操纵法律规制路径的思考:第一,规制金融基准操纵到底是一个行业监管法问题、还是反垄断问题,抑或是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第二,如果金融基准操纵确实同时触犯不同的部门法,那么不同执法机构需要如何应对和协调?第三,金融基准操纵中,权益被侵犯的投资者或金融消费者又该选择何种诉讼类型来获得民事赔偿?第四,金融基准的未来何去何从?我国的相关制度建设又可以有何启示?基于上述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本文的第一章首先对“金融基准”的概念、分类与性质进行了分析。这是对金融基准展开基础性研究的前提,更是选择相关法律规制路径及改革路径的理论基础。首先,界定金融基准的概念,及与之容易造成混淆的其他概念、如证券指数。综合2016年《欧盟基准条例》（EBR）1、2014年欧盟《金融市场条例》（Mi FIR）2及英国《2012金融服务法案》对benchmark的规定,“基准”是任何费率（rate）、指数（index）或数字（figure）,其基于一种或多种资产的价值或价格,通过公式计算或其他方式,周期性地或不间断地向公众免费公开或公众付费可得,可能是评估的、预测的价值,也可能是真实的交易价格。基准的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1）在借贷合同或其他投资协议中,决定待支付的利息或其他待结清的余额,如Libor;（2）决定资产的价值,如WM/R;（3）衡量投资的表现,如各类证券指数。第一章随后根据基准供给的不同意图,将其划分为公共性基准、商品性基准及混合型基准。由于混合性指数兼具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特征,因而权属关系不清、权责关系不明,且爆发严重操纵丑闻的都集中在第三类混合性指数中。唯有明确基准在作为数据、作为资产、作为价格时的不同意义,才能明晰不同指数的不同运作机理、并预防不同指数所带来的不同风险。最后,本章提出,基准具有数据性,基准与信息、新闻、大数据等概念都有交叉;基准具有财产性,其以知识产权（如数据库）或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救济载体维护基准权利人的利益;基准具有价格性,当基准被合同或产品直接援引,那么基准就不再是某种“参照”,而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交割价格。本文的第二章分析了“金融基准操纵”的行为性质、操纵原因和主体特征。首先,基准操纵超脱了现有“市场操纵”的理论前提,即,操纵者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而手段则是交易足够大量的资产（比如连续交易、相互委托）。操控价格基准可以省去实物的运输和仓储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比操控实物价格或基础市场更便捷。同时,基准生成由于有其特殊的数据抓取及信息披露惯例,所以往往欠缺构成“欺诈”所必须的“虚假陈述”和“依赖”。这促使“基准操纵”已成为“市场操纵”最时兴的方式。其次,由于既有的市场操纵的立法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2014年4月,欧盟通过了最新的《市场滥用条例》（MAR）,规定“任何传递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或者提供虚假或误导性要素,或者任何影响基准计算的行为”,都属于“操纵市场”,从而在行业监管法上给予“非欺诈型”的基准操纵以特殊的法律救济。再次,不论是报价驱动型的Libor还是交易驱动型的WM/R,其本质都是做市商制度。因此,本文指出,操纵金融基准的主体是做市商,并在纵览国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市场中有关做市商垄断判例的基础上,就做市商制度对市场竞争的限制性影响及相关对策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第三章讨论了金融基准操纵民事救济的另类途径——反垄断民事赔偿。一方面,广大投资者,诸如利率衍生品合约的持有者,无法以合同关系为依据向基准操纵者索赔。另一方面,相比行业监管法上民事赔付所必须证明的诸多繁柯的要求,反垄断民事赔偿的证明标准要低得多。通说认为,垄断损失是垄断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在Libor案中,法院认为报价行因为操纵Libor而获取的垄断利润,只是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者的转移,并没有给社会造成价值损失。这样的分析是非常陈旧与局限的。因为经营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就会对社会资源造成耗费。WM/R操纵事件爆发后,投资者对外汇市场做市商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赔偿之诉得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做市商间通过邮件、即时信息等方式的磋商构成了横向价格垄断协议、适用反垄断法上的“本身违法”原则。这不仅是广大投资者及金融消费者的一次伟大胜利,更新了我们对金融业垄断的认识。该章续而主张应在充分理解金融业反垄断默示豁免原则的基础上、当部门法就同一行为的规制产生竞合,一国的法律应合理分配金融基准反垄断规制权与行业监管权。但同时,因为金融基准是全球性的经济治理问题,在跨国界的协调机制难以实现择一重处罚的情况下,同时适用、以增加威慑力也是现实之举。至于预防金融基准操纵的制度设计,无非分为两大类,一是惩戒,一是激励。长期以来,金融基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管对象”、不直接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其原因是多重的。比如,无论是BBA英国银行间协会这样的自律组织,还是标准普尔公司这样的金融数据服务商,都不是公权力机关,所以金融基准的供给通常被视为具有充分信息披露的自由市场行为。再如,很多基准的基础交易、如即期外汇交易（Spot FX Trading）,其本质上只是契约而不是金融工具——两个市场主体（通常是银行）协议以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并立即交割（通常是两天）,其地点、价格、数量之选择也属于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还有,传统的观点认为,规模大、流动性强的市场,单个市场主体操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金融基准需要给予明确的管理规则。2013年9月欧盟委员会向欧盟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提交了《关于在金融工具及金融合同中使用指数作为基准的监管立法建议》1。《立法建议》中的一项非常重要内容就是对金融工具及金融合同何时应该引用基准、引用何种基准树立“适度”的标注（a“suitability”standard）并就现有金融基准的改革提出了动议。2016年6月,这项《立法建议》经欧盟议会审议通过,《欧盟基准条例》（EU Benchmarks Regulation 2016/1011,EBR）问世,其大多数的条文已于2018年1月1日生效。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关于基准编制与使用的成文法律。本文第四章的第一节将会结合英国2014年“公平及有效市场审查”（Fair and Effective Markets Review,FEMR）及《欧盟基准条例》,介绍欧盟对基准分类管理、基准来源数据分层使用的经验,并提出基准监管应坚持强制性及谦抑性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其与行业监管法的同等适用,且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并不能对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领域的基准适用。故在本文的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会介绍金融基准操纵涉及的个人监禁案例以及其对国际罪犯治外法权“全球关联原则”的突破,并由此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提出建议。本文的最后一章考虑金融基准操纵的激励性制度建设。所以,本文意识到,只有通过考察法律执行相关主体的利益,探索激励相容的规则措施,才能激励基准的数据提供者及发布者提供准确、充足的指数供给。如上激励相容的机制包括,在平衡集中交易与充分竞争的基础上,明悉不同主体的权责、强化指数编制者的财产权利、尤其是知识产权类保护;引导混合型指数向商品型指数转变,以保证“付费可得”后的产品（也就是指数）公允。同时,本文基于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和穿透式监管的需要,主张央行应享有金融基准规制的剩余立法权,至于行政执法权的分配,应当在行业监管部门间合理设计。最后,金融基准操纵具有“复杂而新型”的事实基础、“广泛而分散”的影响受众（这也是P2P暴雷等金融犯罪案件所共同的特点）,从而增加了司法审判的难度。美国MDL审前合并审查程序,只对跨州诉讼相似的事实背景进行统一认定,体现了集合诉讼的灵活之美、对我国提高司法效率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为了实现对投资者和广大金融消费者有效的司法保障,本文还建议深化行为保全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并不断对法律实施效果进行评测,在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更迭中,保持法律的弹性与实施。市场经济的显着特征是分散的经济决策者根据市场价格自主决定资源的配置及使用各种要素的成本。因此,法律保障人们积极参与价格设定的权利。但操纵金融基准,无论是从维护公共利益还是从保持金融稳健的角度都是法律所无法容忍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中国掌握利率市场、外汇及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的契机日益成熟、任务也更加紧迫。研究金融基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徐海波[9]（2018）在《刑事不法内涵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犯罪化立法的科学化与法治化问题属于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近些年来,我国的犯罪化立法呈现出频繁扩张的局面。尽管我国大部分新增罪名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但也有少部分罪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背离刑事不法内涵之虞。刑事不法内涵以实质的犯罪概念为根基,与犯罪化立法之间关联紧密,故犯罪化立法应当充分契合刑事不法内涵的内在要求。合理诠释刑事不法内涵,能对我国犯罪化立法提供有益的指引与合理的限定作用,基于其本身承载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对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的关系进行阐述,对刑事不法内涵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诠释,对刑事不法内涵在犯罪化立法中的具体作用展开分析,运用刑事不法内涵对犯罪化立法进行检视,并对犯罪化立法的扩张予以合理限定,以期为推动我国犯罪化立法的科学化与法治化提供有益参鉴。除导论与结语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之间的关系。刑事不法内涵之廓清对行为是否应当被犯罪化能起到有效的指引导向作用,故而对刑事不法内涵的基本含义首先进行逻辑前提的界定,且对刑事不法内涵相关概念进行简要辨析,然后论述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阐明刑事不法内涵对犯罪化立法的影响。本文中所言的刑事不法内涵指实质的刑事不法内涵,着眼于对犯罪行为的本质属性进行探索分析。刑事不法内涵主要包含“犯罪的内涵与本质”“实质的违法性”以及影响犯罪化立法的深层理论重要因子。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刑事不法内涵应当契合犯罪化立法的基本理念,而犯罪化立法也应当契合刑事不法内涵的内在要求。犯罪化立法的基本理念主要从刑法创制的目的与功能、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刑罚必要性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证。基于刑事不法内涵要求,某一行为与刑事不法内涵的基本要素相符合,方可对其进行犯罪化立法。刑事不法内涵对犯罪化立法的影响表现为:作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立法之边界,保障公众的人权与自由,促进犯罪化立法的科学化与法治化。第二章主要针对刑事不法内涵在我国犯罪化立法中的既有理论进行梳理、反思并予以重新诠释。传统的刑法学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主要是社会危害性,因而社会危害性是刑事不法内涵的主要内容,但社会危害性理论存在抽象、模糊的弊端,难以对犯罪化立法进行全面指导与合理限缩。当前学界从法益与规范的对立出发,映射于实质的违法性上,存在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争。然而,单纯以法益侵害说或以规范违反说对刑事不法内涵进行诠释均失之片面,难以对犯罪化立法进行科学全面的指导。由于单一的理论解释路径均存在不足,故而应当对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进行融合并予以延展。法益的有无与大小程度直接决定着行为是否应当被犯罪化,因而法益应当作为刑事不法内涵的核心内容。刑事政策影响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与刑事立法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刑事不法内涵的理论诠释范畴。规范理论主要体现为法规范、文化规范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是规范理论中的主要形式。规范理论体现到行为之上即为“行为反规范性”,行为反规范性主要体现为行为背德性,而行为背德性能够提升法益的保护程度,因而也应当将行为背德性纳入刑事不法内涵的理论诠释范畴。质言之,应当以法益为中心,融合刑事政策与行为背德性对刑事不法内涵进行重新诠释。第三章则着重对刑事不法内涵诸要素在犯罪化立法中的具体作用展开分析。对于法益,历史上主要存在权利侵害说、财侵害说、状态说、利益说这几种颇具影响力的学说,利益说相对合理。行为若侵犯了值得刑法保护的重要生活利益,则应对该行为予以犯罪化。法益能够成为前实定法概念,但其不能过度精神化,法益以其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对犯罪化立法进行科学保障,因此法益在犯罪化立法中具有十分核心的指引作用。刑事政策对于犯罪化立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国家所推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往往会影响行为在刑事立法上的入罪与否。因此,刑事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犯罪圈的大小,而犯罪圈的界定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基本趋向。对于行为背德性,应充分考虑其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行为背德性属于某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类型的犯罪化立法中应予考量的重要因素。某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又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应当予以犯罪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基底的行为背德性与犯罪化立法密切相关,其能通过自身的存在提升法益的保护程度,进而推动对行为的犯罪化立法。第四章探讨的重心是在回顾我国犯罪化立法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基于刑事不法内涵对我国既有的犯罪化立法进行检视。通过对我国已经颁布的十个刑法修正案进行梳理可以得知,许多新增罪名的确存在必要性,大部分犯罪化立法有其正当性。但基于刑事不法内涵检视我国近些年来的犯罪化立法,也可发现偏离立法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倾向,主要体现为刑法介入的早期化、前置化以及象征性立法和情绪性、应激性立法的扩张。刑法介入的早期化、前置化又包含预备行为实行化与抽象危险犯的扩张,相关罪名的增设存在对刑事不法内涵要求的背离。象征性立法往往基于对社会问题的情绪以及价值偏好,过度重视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之控制而带有很大的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刑事不法内涵的基本范畴。而情绪性立法与应激性立法的扩张由于受到民意与社会舆论的影响,在忽视刑事不法内涵内核及其影响因素的情形下进行犯罪化立法,呈现出非理性。可以说,我国的部分犯罪化立法忽略对法益的实质考量与刑事政策应然趋向以及对行为背德性的遵循,在犯罪化立法时往往更多考虑对国民的安抚,过分注重社会秩序控制,没有坚守刑事不法内涵的内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刑事法治精神的背离。第五章重点论述刑事不法内涵对我国犯罪化立法扩张的具体限定。首先,应通过限定法益的含义进而对犯罪化立法扩张进行限定,并对不同类型的犯罪化立法扩张发挥针对性的限定作用。法益含义的限定需要明确:法益是一种生活利益或生活权益;法益应当与人相关联;法益概念不必与文化权益相关;法益的判定应坚持可以被直接感触或感受的基本标准,且不得牺牲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进行犯罪化立法;确定为刑法法益时也应遵循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原则。刑法只有对较为重大的法益受到侵害或面临急迫的危险时才予以保护。其次,对于刑事政策应当进行合理的限制,从而对犯罪化立法的扩张实现合理限定。刑事政策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在刑法体系内应当受到限定,应通过抉择机制与评估机制对刑事政策的科学性进行外部限制,通过判断和抉择出刑事政策的应然价值对刑事政策的目的进行必要的限制,并对刑事政策宽严维度的选择进行限制,对刑事政策进行谦抑限制。最后,行为背德性对犯罪化立法扩张也应限定。通过行为背德性在利益的范畴内判断,从而限定犯罪化立法的扩张。尽管行为具有背德性,但倘若未侵害重大法益,也不应犯罪化。行为背德性还可通过对伦理道德标准高低的判断对犯罪化立法的扩张予以限定,对于要求高标准的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不能进行犯罪化立法。对于行为背德性的理解应当结合社会的相当性,要求行为背德性达到一般人无法容忍的程度才能进行犯罪化立法。倘若仅仅具有法益侵害,没有严重逸脱社会相当性,对该行为就不能进行犯罪化立法。
常宇刚[10]（2015）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实证分析》文中认为世界城市发展史证明,世界各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城市化进程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怪圈”,我国也概莫能外。城镇化建设成为21世纪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难题。2011年中国内地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中国城镇化将面临新的挑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系列措施。然而中国城镇化相较于国外,经历时间短,发展速度快,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不可避免,而城镇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成为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本论文研究关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率上升现象,在将“城镇化”和“犯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并对相关犯罪学理论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1983年以来我国犯罪的总体变化趋势,对城镇化环境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六大类主要犯罪特点进行全面剖析,并对城镇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三大类变量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客观的检验。具体而言,本论文共分为六章三大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对本论文中涉及的基础性概念“城镇化”和“犯罪”进行必要的界定,并对所依据的犯罪学理论进行梳理,以此做为研究的基点。城镇化与城市化具有同质性,二者只有规模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城镇化起源于工业革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城镇化的原动力,城镇化必然会导致人口的规模化迁移。理论上讲,城镇化程度应取决于工业化的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构成了现代化。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小城市”到“适当控制大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最后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学科领域,“犯罪”概念有所差异。本文研究的是传统刑法领域的犯罪现象,更多地关注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传统刑事犯罪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同时对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食品犯罪和环境类犯罪以及在历次刑法修正案中出现的新的自然犯类型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二章和第三章共同组成本文的第二大部分。该部分从城镇化视角,以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83-2012年全国犯罪数据和2000-2013年重庆市犯罪嫌疑人数据为基础,对我国犯罪的历史变化趋势、主要犯罪类型的变化特点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以期将城镇化大背景下犯罪的变化趋势和当前主要犯罪的特点客观直接地呈现出来。第二章是以历史的视角审视1983年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我国犯罪发案率的整体变化趋势。整体而言,随着城镇化发展,我国犯罪总数呈上升态势,但走向并不规则。两次全国性“严打”对犯罪率影响巨大,而两次“严打”开展的起因均与城镇化有直接关系。数据表明,“严打”不会降低犯罪率,只会制造更多的罪犯。刑事政策的变化也会对犯罪率趋势产生影响,而刑法修订是最典型的刑事政策变化,因此,分析探讨历次刑法修正对犯罪率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总体上讲,刑法修正对犯罪率产生的影响不大,但《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尤其是醉驾入刑,对犯罪率走向起到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第三章是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六种主要犯罪进行系统剖析和比较研究。这六种犯罪要么数量多,要么社会负面影响巨大,而且它们之和占所有犯罪的80%以上,其内涵与外延古今中外均相差不大,是通用的衡量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指标。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变得更加有序,故意杀人和强奸犯罪因机会的减少而有所降低,但由于人口的大规模集中使人们产生矛盾的机会大大增加,故意伤害案件大幅增加。而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侵财类犯罪的机会增加:盗窃做为最常见的犯罪类型,其发案数大幅提高;网络的普及降低了诈骗的成本和难度,此类犯罪上升趋势明显;虽然机会增加,但在视频监控等犯罪预防手段作用下,抢劫犯罪不升反降。第四章至第六章是对城镇化诸指标与不同犯罪类型的相关性进行的具体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国范围的城镇化诸变量和犯罪具体数据的获取极为困难,且对全国范围的干扰项无从把控,因此会导致数据缺失和细节疏忽,从而使分析误差加大,成果价值大大降低乃至丧失。鉴于此,笔者退而求其次,在这一部分采用重庆市直辖以来历史数据,确保研究成果的信度。同时,以省级数据为基础展开的分析,其效度也是可以接受的。该部分以重庆市统计年鉴和公安年鉴数据为基础,从城镇化率、经济发展和人口因素三个维度探讨城镇化与犯罪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城镇化率主要以常住人口为标准,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因此它只是考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之一。而经济发展、人口因素与城镇化紧密相关,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更加客观和全面。第四章以重庆市城镇化率、城镇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容纳能力为衡量指标,分析城镇化率与犯罪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杀人犯罪发案率呈强负相关关系,而与盗窃和诈骗发案率则呈强正相关关系;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与杀人犯罪发案率呈负相关,而与盗窃和诈骗犯罪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城镇容纳能力与杀人和抢劫犯罪的发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与盗窃案和诈骗案存呈强正相关关系;而强奸犯罪与上述指标均无显着相关。第五章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因素与犯罪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重庆市各功能区经济差距与犯罪率均不相关;但微观上,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与杀人犯罪发生率呈强负相关关系,与盗窃和诈骗犯罪发生率呈强正相关关系;重庆市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差与盗窃发生率呈中度负相关关系,与诈骗发生率呈强负相关关系。研究还发现:重庆市贫困与犯罪的关系密切,即除强奸罪外,其他五种犯罪类型发案率均与贫困发生率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然而,对于失业来说,除抢劫外,重庆市失业率变化与其他四类犯罪率的相关性关系均不显着。第六章系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因素与犯罪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分布变化与杀人案、盗窃案和诈骗案的发生具有较为显着的相关性;动态上,除强奸罪外,无论是人口流入还是人口流出,均与其他四种犯罪类型每万人犯罪率呈显着的正向关系;静态上,人口口密度与每万人杀人案犯罪发生率、每万人盗窃案犯罪发生率和每万人诈骗案犯罪发生率呈显着相关。
二、中国刑事犯罪走势前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刑事犯罪走势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2）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归属研究的前提思考 |
| 第一节 规范层面:人工智能概念能否合理界定 |
| 一、关于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争议 |
| (一)批判论者:人工智能概念难以界定 |
| (二)赞成论者:人工智能概念可以界定 |
| (三)争议焦点归纳 |
| 二、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分析与结论 |
| (一)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价值要求 |
| (二)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现实基础 |
| (三)人工智能概念界定的内涵外延 |
| 第二节 事实层面: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是否存在 |
| 一、关于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属性的争议 |
| (一)批判论者: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系主观杜撰 |
| (二)赞成论者: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系客观存在 |
| (三)争议焦点归纳 |
| 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属性的分析与结论 |
| (一)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本质 |
| (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现状 |
| (三)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类型 |
| (四)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特征 |
| 第三节 价值层面:智能研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 |
| 一、关于人工智能研究需求认识的争议 |
| (一)批判论者:人工智能研究缺乏社会需求 |
| (二)赞成论者:人工智能研究具备时代价值 |
| (三)争议焦点归纳 |
| 二、人工智能研究社会需求的分析与结论 |
| (一)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开展的社会背景 |
| (二)风险社会的定位与风险刑法的走向 |
| (三)风险社会理论与人工智能刑法研究 |
| 第四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二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困境:过失的归责间隙 |
| 第一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基本解读 |
| 一、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涵义 |
| 二、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责任的辨析 |
|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间隙的存在范畴 |
| 一、故意犯罪中归责间隙的排除 |
| 二、过失犯罪中归责间隙的呈现 |
| (一)过失归责困境的表象 |
| (二)过失归责的理论透视 |
| 第三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间隙的形成原因 |
| 一、人工智能技术导致预见不能,冲击归责基础 |
| 二、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因果错综,阻滞责任分配 |
| 三、人工智能技术缺失前置规范,难断注意义务 |
| 四、人工智能技术突破纵向关系,扭转归责维度 |
| 五、人工智能技术脱逸经验事实,虚化判断根据 |
| 第四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间隙的衍生影响 |
| 一、导致刑事责任无法有效分配 |
| 二、引发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研究 |
| 第五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三章 归责困境的解决可能:路径归纳与风险评析 |
| 第一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可能的解决路径 |
| 一、解释论进路:恪守传统刑法理论 |
| (一)解释论进路的基本认识 |
| (二)解释论进路的应对策略 |
| (三)解释论进路的理论评析 |
| 二、立法论进路:增设人工智能犯罪 |
| (一)立法论进路的基本认识 |
| (二)立法论进路的应对策略 |
| (三)立法论进路的理论评议 |
| 三、对策论进路:构建智能刑法体系 |
| (一)对策论进路的基本认识 |
| (二)对策论进路的应对策略 |
| (三)对策论进路的理论评议 |
|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解决的风险评析 |
| 一、规范内风险:传统责任要素的变迁 |
| (一)预见可能的抽象化 |
| (二)侵害结果的边缘化 |
| (三)因果关系的减省化 |
| (四)过错责任的局部化 |
| 二、规范外风险: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 |
| (一)冲击刑法体系的安全性 |
| (二)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 |
| (三)动摇刑罚制度的正当性 |
| 第三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四章 刑法回应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立场遴定 |
| 第一节 排除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地位 |
| 一、事实层面: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
| (一)人工智能运作机理考察 |
| (二)人工智能工具属性考察 |
| (三)人工智能发展脉络考察 |
| 二、规范层面: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
| (一)人工智能欠缺自由意志 |
| (二)人工智能欠缺责任能力 |
| (三)人工智能欠缺行为能力 |
| (四)人工智能欠缺受刑能力 |
| (五)人工智能欠缺拟制条件 |
| 三、价值层面:人工智能无需成为刑事责任主体 |
| (一)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理性评估 |
| (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应对预测 |
| (三)人工智能刑法主体的价值否定 |
| 第二节 恪守刑法规避风险的理性姿态 |
| 一、对于技术发展:理性干预而非感性干涉 |
| (一)警惕刑法调整对象的过度化 |
| (二)杜绝刑法立法目的的象征化 |
| (三)防范刑事入罪标准的模糊化 |
| 二、对于刑事风险:恪守谦抑而非畸重预防 |
| (一)风险应对恪守谦抑性的必要 |
| (二)风险应对预防走向性的警惕 |
| 三、对于应对选择:理论调整而非体系重构 |
| (一)风险应对解释论进路的提倡 |
| (二)风险应对立法论进路的疑惑 |
| (三)风险应对对策论进路的弊端 |
| 第三节 满足应对归责困境的现实需求 |
| 一、归责困境的解决需要弥合归责间隙 |
| (一)克服预见不能引发的归责困境 |
| (二)理顺因果关系的规范体系定位 |
| (三)应对注意义务缺位的现实情形 |
| (四)突破纵向关系的惯性思维束缚 |
| (五)回应经验事实缺乏的认定难题 |
| 二、归责困境的解决需要规避体系风险 |
| (一)戒备传统责任要素的异化 |
| (二)防范刑法体系功能的紊乱 |
| 第四节 基本的结论 |
| 第五章 刑法应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归责困境的方法抉择 |
| 第一节 过失归责构造的转型:从意志归责到规范归责 |
| 一、意志归责的发展脉络与核心特征 |
| (一)意志归责的发展脉络 |
| (二)意志归责的核心特征 |
| (三)意志归责的学说评述 |
| 二、规范归责的流派学说与基本要求 |
| (一)规范归责的流派学说 |
| (二)规范归责的基本要求 |
| (三)规范归责的学说评述 |
| 三、过失论由意志向规范的构造转型 |
| (一)构造基础:过失理论与意志归责、规范归责 |
| (二)为何转型:过失构造转型与智能风险的应对 |
| (三)如何转型:过失归责实现由意志向规范转变 |
| (四)转型意义:完善构成要件以及重构过失不法 |
| 第二节 归责的前提梳理:风险的刑法允许与否 |
| 一、允许风险的基础解读 |
| (一)允许“谁”:风险的实质 |
| (二)“谁”允许:允许的主体 |
| (三)不同语境风险含义的契合 |
| 二、允许风险的规范判断 |
| (一)允许风险的立法司法类型划分 |
| (二)不同类型允许风险的判断标准 |
| (三)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允许与否 |
| 三、“允许风险”的理论评述 |
| (一)允许风险理论能够赋予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以规范价值 |
| (二)允许风险理论能够杜绝以抽象危险预见为根据的归责 |
| (三)允许风险理论能够克服新过失论对于注意义务的依赖 |
| 第三节 归责的行为考察:创设不被允许的风险 |
| 一、风险管辖领域的划分与管辖判断 |
| (一)管辖思维于风险分配中的应用 |
| (二)人工智能风险管辖的领域划分 |
| (三)风险管辖领域判断的实例说明 |
| 二、行为主体注意义务的规范化展开 |
| (一)注意义务的本质与来源 |
| (二)填充规范的机能与解释 |
| (三)允许风险的实质化判断 |
| 三、行为创设不被允许之风险的判断 |
| (一)正向判断: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判断 |
| (二)反向排除:创设风险下的归责排除 |
| 四、“风险创设”理论评述 |
| (一)风险创设理论实现了归责根据由经验事实向规范转变 |
| (二)风险创设理论实现了归责思想由因果论向管辖论转变 |
| (三)风险管辖理论实现了责任归属由纵向向横向维度转变 |
| 第四节 归责的结果考察: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 |
| 一、风险实现于规范保护目的范围的检验 |
| (一)注意义务规范的确定 |
| (二)规范保护目的的探寻 |
| (三)风险实现的范围判断 |
| 二、风险创设与风险实现规范关联的考察 |
| (一)风险创设与实现规范关联的实质 |
| (二)行为与结果规范关联考察的方法 |
| (三)合义务替代行为考察面临的难题 |
| 三、风险升高理论对特殊情形的必要补充 |
| (一)确定避免与风险升高标准的争议 |
| (二)关联成立所要求风险升高的程度 |
| (三)风险升高理论面临的诘责与回应 |
| 四、“风险实现”理论评述 |
| (一)规范保护目的检验可以合理限制过失犯罪的不当扩大 |
| (二)行为与结果的规范关联使归责摆脱对因果考察的依赖 |
| (三)风险升高理论的价值选择能够有效实现过失犯罪归责 |
| 第五节 基本的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我国刑事犯罪未成年人的结构性特征与防治对策——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2019年相关数据的社会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自然结构分析 |
| （一）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规模结构及分析 |
| （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年龄结构及分析 |
| 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社会结构分析 |
| （一）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职业结构和受教育结构及分析 |
| （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别结构及分析 |
| （三）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侵财犯罪结构及分析 |
| 1. 未成年人侵财犯罪盗抢型的刑事犯罪人数明显下降。 |
| 2. 未成年人侵财犯罪诈骗型的刑事犯罪人数逐年增多。 |
| （四）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结构及分析 |
| 1. 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人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 |
| 2. 未成年人涉嫌毒品犯罪的人数也同样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且下降趋势显着。 |
| 三、优化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政策建议 |
| （一）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优化刑法的相关规定 |
| （二）提高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降低其刑事犯罪的几率 |
| （三）引入“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 |
| （四）采取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全面介入和干预 |
| 四、结论 |
（4）典当行业风险控制研究 ——以天津J典当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典当概念的界定 |
| 2.1.1 典当的定义 |
| 2.1.2 典当行的特点 |
| 2.1.3 典当行的作用 |
| 2.1.4 典当行的发展历程 |
| 2.2 相关风险概念的界定 |
| 2.2.1 风险控制的概念 |
| 2.2.2 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 |
| 2.2.3 COSO-ERM(2017)风险管理框架 |
| 第三章 典当行业风险控制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典当行业市场分析 |
| 3.1.1 典当行业总体情况 |
| 3.1.2 典当行业运营状态分析 |
| 3.1.3 典当行业逾期与绝当情况分析 |
| 3.2 我国典当行业发展困境 |
| 3.2.1 市场定位模糊 |
| 3.2.2 监管体系不成熟 |
| 3.2.3 法律法规不完善 |
| 3.2.4 资本规模受限制 |
| 3.2.5 行业管理缺失 |
| 3.2.6 不适应多样性的变化 |
| 3.2.7 专业人才匮乏 |
| 3.2.8 传统思想的桎梏 |
| 第四章 典当行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 |
| 4.1 模糊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理论基础 |
| 4.1.1 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概念 |
| 4.1.2 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4.1.3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理论介绍 |
| 4.2 典当行风险评价体系指标的选取 |
| 4.2.1 市场风险 |
| 4.2.2 信用风险 |
| 4.2.3 战略风险 |
| 4.2.4 法律风险 |
| 4.2.5 经营风险 |
| 4.3 典当行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 |
| 4.3.1 构造判断矩阵 |
| 4.3.2 调整为模糊矩阵 |
| 4.3.3 计算风险因素权重向量 |
| 第五章 天津J典当行风险控制案例分析 |
| 5.1 治理和文化 |
| 5.1.1 董事会监督职能 |
| 5.1.2 运营架构 |
| 5.1.3 企业文化 |
| 5.1.4 核心价值 |
| 5.1.5 人力资源 |
| 5.2 战略与目标设定 |
| 5.2.1 业务环境 |
| 5.2.2 风险偏好 |
| 5.2.3 替代战略 |
| 5.2.4 业务目标 |
| 5.3 绩效 |
| 5.3.1 风险识别 |
| 5.3.2 风险评估 |
| 5.3.3 风险排序 |
| 5.3.4 风险应对 |
| 5.4 审阅与修订 |
| 5.4.1 变化评估 |
| 5.4.2 绩效审查 |
| 5.4.3 管理改进 |
| 5.5 信息、沟通与报告 |
| 5.5.1 信息技术 |
| 5.5.2 信息沟通 |
| 5.5.3 报告机制 |
| 5.6 公司风险案例分析 |
| 5.6.1 案例1 借款人失踪案,警惕法律风险 |
| 5.6.2 案例2 开发商借款案,警惕市场风险 |
| 5.6.3 案例3 工业厂房抵押案,警惕经营风险 |
| 5.6.4 案例4 假房本诈骗案,警惕信用风险 |
| 第六章 天津典当行业风险控制对策与建议 |
| 6.1 公司风险文化建设 |
| 6.2 风险控制体系建设 |
| 6.3 业务流程修改 |
| 6.4 人才资源保障 |
| 6.5 信息系统建设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八章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典当行业风险评价体系指标权重调查表 |
| 附录2 天津J典当行风险评价问卷调查表 |
（5）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的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 |
| 2 检务公开制度理论概述 |
| 2.1 检务公开制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
| 2.1.1 检务公开的概念 |
| 2.1.2 检务公开的特征 |
| 2.1.3 检务公开的分类 |
| 2.2 检务公开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1 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 |
| 2.2.2 检务“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后果 |
| 2.2.3 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 |
| 2.2.4 检务公开在“信息不对称”中的权衡 |
| 2.3 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 |
| 2.3.1 司法公正和民主 |
| 2.3.2 权力制衡和监督 |
| 2.3.3 人民民主和知情权 |
| 2.3.4 依法治国理念 |
| 3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解构 |
| 3.1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1 起步摸索阶段(1998年10月-1999年4月) |
| 3.1.2 实践探索阶段(1999年5月-2003年4月) |
| 3.1.3 全面推进阶段(2003年8月-2013年10月) |
| 3.1.4 深化创新阶段(2013年11至今) |
| 3.2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 |
| 3.2.1 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 |
| 3.2.2 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 |
| 3.2.3 检务公开方式向主动发展 |
| 3.2.4 检务公开程序向制度化发展 |
| 3.2.5 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 |
| 3.3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的成果 |
| 3.3.1 检务公开一定程度满足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
| 3.3.2 检务公开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检察监督权的实施 |
| 3.3.3 检务公开促进了司法公正 |
| 3.3.4 检务公开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规范行为 |
| 3.4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4.1 检务公开无专门立法 |
| 3.4.2 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 |
| 3.4.3 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 |
| 3.4.4 检务公开回应“互联网+”不足 |
| 3.5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问题分析 |
| 3.5.1 检务公开体系不健全 |
| 3.5.2 检务公开效果不明显 |
| 3.5.3 检务公开现代化水平不高 |
| 3.5.4 检务公开监督不到位 |
| 4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审视及借鉴 |
| 4.1 检务公开的域外考察 |
| 4.1.1 瑞典的检务公开 |
| 4.1.2 美国的检务公开 |
| 4.1.3 英国的检务公开 |
| 4.1.4 法国的检务公开 |
| 4.1.5 俄罗斯的检务公开 |
| 4.1.6 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 |
| 4.2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比较 |
| 4.2.1 检务公开立法比较 |
| 4.2.2 检务公开范围原则比较 |
| 4.2.3 检务公开的特点比较 |
| 4.3 域外检务公开模式的借鉴 |
| 4.3.1 检务公开的立法 |
| 4.3.2 检务公开的范围 |
| 4.3.3 检务公开的例外 |
| 4.3.4 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 |
| 4.3.5 检务公开的救济 |
| 5 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 |
| 5.1 检务公开立法规范的“中国化”模式选择 |
| 5.1.1 坚持检务公开法治思想 |
| 5.1.2 检务公开立法模式选择 |
| 5.1.3 正确处理实践中的三大关系 |
| 5.2 检务公开原则的内容 |
| 5.2.1 “及时公开”原则的内容 |
| 5.2.2 “便民原则”的内容 |
| 5.2.3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原则的内容 |
| 5.3 检务公开范围和程序的优化设计 |
| 5.3.1 检务公开范围的界定 |
| 5.3.2 检务公开内容的拓展 |
| 5.3.3 检务公开例外的规范确定 |
| 5.3.4 检务公开实现方式的优化 |
| 5.3.5 检务公开流程的重构 |
| 5.4 “互联网+检务公开”实践模式创新 |
| 5.4.1 构筑“互联网+检务公开”的意识 |
| 5.4.2 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 |
| 5.4.3 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 |
| 5.4.4 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 |
| 5.5 检务公开救济程序的优化设计 |
| 5.5.1 检务公开救济程序的作用 |
| 5.5.2 检务公开救济权利的范围 |
| 5.5.3 检务公开的救济权利主体 |
| 5.5.4 检务公开救济的实现方式 |
| 6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文章目录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6）关于C市Y区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述 |
|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内涵 |
| (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价值评析 |
| (三)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 |
| (四)所附条件 |
| (五)帮教考察机制 |
| (六)适用程序 |
| (七)决定的法律后果 |
| (八)对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 |
| 二、C市Y区检察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考查 |
| (一)办案人员情况 |
| (二)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情况 |
| (三)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程序 |
| (四)C市Y区检察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经验及效果 |
| 三、C市Y区人民检察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受考核要求影响较大 |
| (二)增设了以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必要条件 |
| (三)缺少外部监督 |
| (四)适用罪名和主体范围过窄 |
| (五)否定了被害人的自诉权 |
| (六)考察与管理主体存在一定问题 |
| 四、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
| (一)合理制定办案考核与激励机制 |
| (二)将取得被害人谅解从必要条件中剔除 |
| (三)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
| (四)扩大适用范围 |
| (五)增加被害人的救济途径 |
| (六)完善考察监督模式 |
| 参考文献 |
（7）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域外关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文献综述 |
| (二)我国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伦理学方法 |
| (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三)历史研究的方法 |
| (四)个案研究法 |
| 第1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基础理论问题 |
| 1.1 刑事诉讼构造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 |
| 1.1.1 不同诉讼构造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1.2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变化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 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其忠诚义务 |
| 1.2.1 国家权力与法律程序维度下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对于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2 比较法视野下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对于忠诚义务之影响 |
| 1.2.3 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的演变对其忠诚义务的影响 |
| 1.3 法律职业伦理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 |
| 1.3.1 法律职业伦理之共通要求 |
| 1.3.2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之特殊性 |
| 1.3.3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是其第一职业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积极内涵：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
| 2.1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基础性义务之履行 |
| 2.1.1 沟通义务 |
| 2.1.2 阅卷义务 |
| 2.1.3 调查义务 |
| 2.2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庭前准备工作之强化 |
| 2.2.1 辩护律师庭前准备不足导致新“控强辩弱”现象出现 |
| 2.2.2 庭前准备工作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意义 |
| 2.2.3 辩护律师庭审准备工作强化之路径 |
| 2.3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之形成 |
| 2.3.1 忠诚义务下需要形成辩护合力之原因 |
| 2.3.2 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之目标 |
| 2.3.3 忠诚义务下辩护合力形成之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消极内涵：不得损害当事人利益 |
| 3.1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之遵守 |
| 3.1.1 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对于忠诚义务之价值 |
| 3.1.2 我国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存在的问题 |
| 3.1.3 忠诚义务下我国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 |
| 3.2 利益冲突之禁止 |
| 3.2.1 刑事辩护中利益冲突的内涵与价值博弈 |
| 3.2.2 利益冲突禁止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之关系 |
| 3.2.3 忠诚义务下我国刑事辩护中的利益冲突禁止规则 |
| 3.3 独立辩护之限制 |
| 3.3.1 独立辩护人理论与忠诚义务之矛盾 |
| 3.3.2 处理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冲突的两种模式 |
| 3.3.3 忠诚义务下独立辩护理论之限制 |
| 3.4 无效辩护行为之规范 |
| 3.4.1 无效辩护行为之实践表象 |
| 3.4.2 无效辩护行为与忠诚义务之背离 |
| 3.4.3 无效辩护行为之制约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边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 |
| 4.1 辩护律师对法庭真实义务的内涵 |
| 4.1.1 真实义务性质的消极性 |
| 4.1.2 真实义务范围的片面性 |
| 4.1.3 真实义务对象的特定性 |
| 4.2 辩护律师对法庭真实义务的理论根据 |
| 4.2.1 辩护律师承担的社会责任 |
| 4.2.2 刑事诉讼发现真实的基本目标 |
| 4.2.3 维护司法权威之客观需要 |
| 4.2.4 辩护律师职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
| 4.3 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存在的问题 |
| 4.3.1 真实义务的要求过于严格 |
| 4.3.2 真实义务内容规定过于笼统 |
| 4.4 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完善 |
| 4.4.1 核心争议：辩护律师如何对待虚假证据 |
| 4.4.2 真实义务的判断：如何看待辩护策略 |
| 4.4.3 真实义务的界限：禁止损害实体真实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冲突与平衡 |
| 5.1 比较法视野下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之考察 |
| 5.1.1 美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立场演变及实践争论 |
| 5.1.2 日本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理论转变及实践争议 |
| 5.1.3 德国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的理论争鸣及指导判决 |
| 5.1.4 对西方国家处理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冲突之分析 |
| 5.2 冲突产生的原因：辩护律师的角色困境 |
| 5.2.1 被告人的“热忱代言人”之角色伦理需要超越大众普通伦理 |
| 5.2.2 法庭官员之角色要求辩护律师负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义务 |
| 5.2.3 双重角色给辩护律师带来的伦理冲突 |
| 5.3 我国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对法庭真实义务之平衡 |
| 5.3.1 辩护律师是否应当积极揭露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 |
| 5.3.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冲突之处理 |
| 5.3.3 冲突下的权利制约：赋予辩护律师免证特权 |
| 5.3.4 冲突的程序规制：完善律师伪证罪的追诉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保障机制 |
| 6.1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 |
| 6.1.1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的理论基础 |
| 6.1.2 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1.3 我国现行辩护律师准入机制的缺陷 |
| 6.1.4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之构建 |
| 6.2 辩护律师退出机制 |
| 6.2.1 律师退出辩护的原因解读 |
| 6.2.2 辩护律师退出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2.3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退出的程序规范 |
| 6.2.4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退庭之反思 |
| 6.3 辩护律师惩戒机制 |
| 6.3.1 辩护律师惩戒机制对于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意义 |
| 6.3.2 律师惩戒权分配之考察 |
| 6.3.3 忠诚义务下辩护律师惩戒机制之规范 |
| 6.3.4 针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追诉的程序规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金融基准操纵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国际背景 |
| 二、选题的中国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基准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第一节 基准的概念及操纵的范畴 |
| 一、基准与指数的关联 |
| 二、金融基准、证券指数与基准操纵的概念厘清 |
| 第二节 基准的分类 |
| 一、以供给意图划分,可以分为公共性、商品性及混合性基准 |
| 二、以编纂数据的来源划分,指数的生成机制可分为做市制度与竞价制度 |
| 三、以生成指数的场所划分,可分为场内市场指数与场外指数 |
| 第三节 基准的性质 |
| 一、基准是一种信息,部分基准属于大数据 |
| 二、基准是一种资产 |
| 三、基准是一种价格 |
| 第二章 金融基准操纵的原因、主体与行为 |
| 第一节 催生金融基准操纵的制度根源 |
| 一、激发操纵的内生动力:正外部性、合同硬关联性 |
| 二、产生垄断的前提条件:市场参与者具有横向竞争关系 |
| 三、促使操纵的根本原因:信息偏在、大银行具有细分市场的支配地位 |
| 四、自律监管者“监守自盗”、政府监管亦有利益冲突之嫌 |
| 第二节 操纵金融基准的主体是做市商 |
| 一、做市商是生成金融基准的重要机制 |
| 二、做市商带有“价格操纵”的制度胎记 |
| 第三节 金融基准操纵是新型的市场操纵行为 |
| 一、影响价格基准从市场操纵的“结果”晋级为“直接手段” |
| 二、来源数据的“可选择性”使操纵基准不以“欺诈”为要件 |
| 三、以价格形成再论市场操纵的本质 |
| 第四节 金融市场监管法对基准操纵的适用及发展 |
| 一、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2000》难以适用 |
| 二、欧盟《市场滥用条例2014》新增对基准操纵的特别规定 |
| 三、美国CFTC《反操纵实施细则》对基准操纵的处罚及市场监管法的发展 |
| 第三章 金融基准操纵的部门法规制竞合 |
| 第一节 反垄断法规制的现实需求 |
| 一、依据民事合同关系、难以认定合同项下的缔约过失责任 |
| 二、依据金融行业监管法的反欺诈条款、取得部分胜利 |
| 三、行业监管法与反垄断法在民事赔偿要件上的比较 |
| 第二节 金融基准操纵的反垄断案例及分析 |
| 一、Libor反垄断案因缺乏“垄断损害”遭到驳回 |
| 二、欧盟委员会认定报价行有违欧盟反垄断规则 |
| 三、汇率基准FX案:证实横向价格协议与垄断损害的存在 |
| 四、金融基准操纵民事赔偿的认定标准 |
| 第三节 建立行业监管法与反垄断执法共同适用的协调机制 |
| 一、金融指数操纵应当受到中国反垄断法的调整 |
| 二、建立执法协调机制的必要性:“价格共谋”的禁止竞合 |
| 三、建立协调机制的可能性:一致的理念与目标 |
| 第四节 协调机制的理论基础:再议金融反垄断最小豁免规则 |
| 一、资本形成与自由竞争的两难:以瑞银第一波士顿案为视角 |
| 二、金融垄断最小豁免的适用范围与操作路径 |
| 第四章 金融基准的监管及操纵的惩罚性规制 |
| 第一节 监管的强制性:明确基准为监管对象 |
| 一、树立监管标准、采纳IOSCO基准原则 |
| 二、增强一级市场管理、英国推进“公平及有效市场审查” |
| 第二节 监管的谦抑性:分层管理之欧盟经验 |
| 一、金融基准监管的除外情形与豁免特征 |
| 二、关键基准、重要基准与非重要基准的三分法 |
| 第三节 基准来源数据的现行规则及展望 |
| 一、数据抓取规则的层级化管理:交易数据优先、报价数据劣后 |
| 二、数据规则的建议1:强制数据披露及报告措施、数据换准入 |
| 三、数据规则的建议2:运用大数据思维、以全样本取代抽样 |
| 第四节 金融基准操纵的刑事法律追究 |
| 一、金融基准操纵重释全球刑事犯罪的“最小关联原则” |
| 二、金融基准操纵对我国刑法182 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补充 |
| 三、从部门法平等适用的角度看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的构建 |
| 第五章 金融基准的改革及操纵的激励性规制 |
| 第一节 促进混合性指数向商品性指数的转化 |
| 一、金融指数逐渐从公共物品向竞争性的私人物品转化 |
| 二、推广付费可得、保障基准的供给与公允 |
| 三、设计恰当的监管激励、拓展基准的运用场景 |
| 第二节 明确基准链条中各方主体的权责 |
| 一、监管框架下适格的监管机构及“专业守门人”的权责 |
| 二、明确基准编制者对基准公允的绝对责任 |
| 三、保证基准编制者对基准使用的相对利益:集中交易与充分竞争的权衡 |
| 四、明确竞争性做市商协作与共谋的边界、法与非法的行为原则 |
| 五、以先进的交易系统保障弱势市场主体的公平交易权 |
| 第三节 实现金融基准剩余立法权及执法权的相互制衡 |
| 一、央行享有金融基准的剩余立法权 |
| 二、以金融垄断最小豁免规则分配金融监管及反垄断执法权 |
| 三、完善一线监管和自律监管 |
| 四、保持法律弹性,关注实施评测 |
| 第四节 灵活的统一审判保障有效的司法实施 |
| 一、In re LIBOR案适用美国跨州诉讼审前合并审查程序(MDL) |
| 二、MDL程序对我国合并诉讼制度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刑事不法内涵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的关系 |
| 第一节 刑事不法内涵的基本含义界定与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刑事不法内涵基本含义之界定 |
| 二、刑事不法内涵相关概念之辨析 |
| 第二节 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一、刑事不法内涵应当契合犯罪化立法的基本理念 |
| 二、犯罪化立法应当契合刑事不法内涵的内在要求 |
| 第三节 刑事不法内涵对犯罪化立法的影响 |
| 一、作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立法之边界 |
| 二、保障公众的人权与自由 |
| 三、促进犯罪化立法的科学化与法治化 |
| 第二章 刑事不法内涵的理论反思与重新诠释 |
| 第一节 刑事不法内涵既有理论之梳理 |
|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 |
| 二、法益理论 |
| 三、规范理论 |
| 第二节 刑事不法内涵既有理论之反思 |
|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评析与反思 |
| 二、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之论争与反思 |
| 三、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融合与延展 |
| 第三节 刑事不法内涵之重新诠释 |
| 一、法益:作为刑事不法内涵之核心 |
| 二、刑事政策:提升法益保护必要性 |
| 三、行为背德性:强化法益保护程度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刑事不法内涵诸要素在犯罪化立法中的具体作用 |
| 第一节 法益的理论考察及其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 |
| 一、法益的理论考察 |
| 二、法益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评判 |
| 第二节 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其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 |
| 一、刑事政策的含义与我国刑事政策的演进 |
| 二、刑事政策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分析 |
| 第三节 行为背德性的地位及其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 |
| 一、行为背德性在刑法中的地位 |
| 二、行为背德性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阐释 |
| 第四章 基于刑事不法内涵对我国犯罪化立法的检视 |
| 第一节 犯罪化立法的历史回顾:从创立刑法到严密法网 |
| 一、犯罪化立法的初阶:刑法之创立 |
| 二、犯罪化立法的进阶:法网之严密 |
| 第二节 刑事不法内涵视域下我国犯罪化立法扩张的正当性 |
| 一、刑事不法内涵视域下犯罪化立法扩张的正当性体现 |
| 二、刑事不法内涵与犯罪化立法扩张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三节 犯罪化立法的扩张对刑事不法内涵要求的背离 |
| 一、刑法介入的早期化、前置化对刑事不法内涵要求的背离 |
| 二、象征性立法的扩张对刑事不法内涵要求的背离 |
| 三、情绪性、应激性立法的扩张对刑事不法内涵要求的背离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刑事不法内涵对我国犯罪化立法扩张的限定 |
| 第一节 法益对犯罪化立法扩张的限定 |
| 一、通过限定法益的含义而限定犯罪化立法扩张 |
| 二、法益对相关类型犯罪化立法扩张的限定路径 |
| 第二节 刑事政策对犯罪化立法扩张的限定 |
| 一、刑事政策对犯罪化立法扩张予以限定的基本构想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犯罪化立法扩张的限定 |
| 第三节 行为背德性对犯罪化立法扩张的限定 |
| 一、行为背德性对犯罪化立法扩张的合理限定探讨 |
| 二、行为背德性对犯罪化立法扩张限定的个罪分析 |
| 结语 刑事不法内涵:犯罪化立法科学化、法治化之必由之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Summary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五、关于本文数据选择的说明 |
| 第一章 概述 |
| 第一节 城镇化与犯罪的概念 |
| 一、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多元的犯罪概念以及本文的选择 |
| 第二节 我国城镇化模式的演进 |
| 一、我国关于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 |
| 二、城镇化建设模式的确定 |
| 三、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城镇化相关的犯罪学理论 |
| 一、犯罪现象理论 |
| 二、犯罪原因理论 |
| 三、犯罪控制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犯罪变化的总体趋势 |
| 第一节 1981-1997 年我国犯罪的变化趋势 |
| 一、1981-1987 年低犯罪率时期 |
| 二、1988-1991 年犯罪井喷期 |
| 三、1992-1997 年相对高位的犯罪率稳定期 |
| 第二节 1998-2012 年我国犯罪的变化趋势 |
| 一、1998-2001 年犯罪大幅上升期 |
| 二、2002-2008 年犯罪率平稳期 |
| 三、2009-2012 年犯罪率小幅上升期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订对犯罪率的影响分析 |
| 一、刑法修正对犯罪率影响综述 |
| 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修正对犯罪率的影响 |
| 三、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修正对犯罪率的影响 |
| 四、其它类型犯罪修正对犯罪率的影响 |
| 第三章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主要犯罪类型变化的突出特点 |
| 第一节 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变化特点 |
| 一、故意杀人犯罪变化特点 |
| 二、故意伤害犯罪的变化特点 |
| 三、强奸犯罪的变化特点 |
| 第二节 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犯罪的变化特点 |
| 一、抢劫犯罪的变化特点 |
| 二、盗窃犯罪的变化特点 |
| 三、诈骗犯罪的变化特点 |
| 第四章 城镇化水平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
| 第一节 城镇化率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城镇化率概况 |
| 二、城镇化率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概况 |
| 二、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与犯罪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三节 城镇容纳能力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城镇容纳能力概况 |
| 二、城镇容纳能力与犯罪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五章 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因素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差距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概况 |
| 二、区域经济差距与犯罪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城乡收支差距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城乡收支差距概况 |
| 二、城乡收支差距与犯罪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三节 贫困问题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贫困问题概况 |
| 二、贫困问题与犯罪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四节 失业问题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失业问题概况 |
| 二、失业问题与犯罪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六章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分布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
|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人口流动概况 |
| 二、人口流动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人口密度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重庆市人口密度概况 |
| 二、人口密度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中国刑事犯罪走势前瞻（论文参考文献）
- [1]弱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刑事责任研究[D]. 张宜培.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涉人工智能犯罪刑事归责研究[D]. 杨丰一.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刑事犯罪未成年人的结构性特征与防治对策——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2019年相关数据的社会学分析[J]. 宋全成.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4]典当行业风险控制研究 ——以天津J典当行为例[D]. 荆文超. 天津科技大学, 2020(08)
- [5]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D]. 廖伟. 重庆大学, 2019(06)
- [6]关于C市Y区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D]. 杨鑫.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2)
- [7]辩护律师忠诚义务论[D]. 郭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金融基准操纵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 宋澜.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9]刑事不法内涵在犯罪化立法中的作用研究[D]. 徐海波. 海南大学, 2018(06)
- [10]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实证分析[D]. 常宇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