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法香港 拯救台湾(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苏叶[2](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提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王忠民[3](2021)在《王一亭花鸟画研究》文中认为王一亭(1867-1938)是20世纪继吴昌硕之后海派重要的写意花鸟画家之一,与吴昌硕并称“海上双璧”。其写意花鸟画风与任伯年、吴昌硕画法风格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洋画法特点,又与民间美术相融,雅俗共赏。作为主体和研究对象的王一亭,在民国的场域中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并非是后世所建构的艺术家或商人这样较为单纯和片面的身份。因而,我们对于王一亭的解读,应把其置放在整个海派的背景下。在民国时期不仅延续了金石入画这一传统画学,而且在写意花鸟画的现代化实验领域和现代展览机制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晚清到民国时期政坛复杂而又多变,王一亭身兼书画家、艺术活动家以及艺术赞助人为一身的综合身份以及在海上画坛的位置和影响力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多重身份建构的主题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形塑了王一亭的花鸟画风,而花鸟画创作,亦成为王一亭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艺术与生活,相互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博涉与精取”的高度。本文详细梳理和探讨王一亭绘画早期的博涉与日常生活及交游之间的形构关系,并将之置放于民国上海这一具有“世界场域”的租界城市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细致考察,探讨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写意花鸟画带来的重大影响。其一,笔者对于王一亭花鸟画风格特征以及散见于画跋中的艺术思想进行理论透视,从中管窥王一亭的绘画观念和审美思想;其二,在此论述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王一亭日常生活、交游与画风建构的关系,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风格成因的背后社会因素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形塑。最后,笔者以其花鸟画创作中福寿吉祥题材为例,着重探讨并试图厘清王一亭花鸟画创作题材、风格与心理认同的关系。微观而言,探讨作为主体的王一亭在多元的文化情境中进行的个体选择与价值认同;宏观而言无疑是民国时期历史语境下“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大潮对于类似王一亭——作为多重身份交融的个体的“投射”。总之,本文在探讨王一亭及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王氏在近代美术史的文化转型中的问题和现象;王一亭的博涉与精取为其花鸟画风格演变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而王一亭的绘画经历和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在探索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上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曲晓燕[4](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指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徐艳兰[5](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沈思芹[6](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秦洁[7](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周丽晨[8](2020)在《周济及其诗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又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安。周济通音律,擅填词,于词论尤为用力,在词坛产生重大影响,为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周济的文学创作主要处于嘉道时期,其词共有《存审轩词》《味隽斋词》《止庵词》三种,诗有《介存斋诗》六卷及《止庵诗》一卷。除此之外,周济于史、文、书、画皆有涉猎,是文武兼备之人。周济的“词史说”“寄托出入说”“正变观”等词论不仅为后世词学者提供学词路径,使得周济成为常州词派中坚人物,更成为历来学界的研究热点。总体观察学界对周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论,稍涉及对其词作的研究,而对诗作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文章将以其诗词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史相证研究、分类归纳等方法考察周济及其诗词创作。周济交游颇广,学界对其家世与交游情况已有一定研究。以《山溪周氏宗谱》《介存斋诗》《止庵诗》《味隽斋词》《止庵词》及其友人的诗词文等文献资料为基础,还可以对周济的家世与交游情况作一补述。在研读《介存斋诗》《止庵诗》基础之上,可以从民生与时事之作、咏史与怀古之篇、酬应与哀悼之什三部分来探析周济诗作的题材内容。并从其组诗化倾向、用典特征与诗作风格等方面分析其诗的创作特征。最后,在对诗作的整体把握中,窥探周济对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实践。周济《止庵词》学界关注较少,文章将对其进行研读,分析其主要内容与艺术手法。其次以《味隽斋词》与《止庵词》为对象,探究其词创作中对词论的实践。最后,从周济词的创作来窥探周济的情感世界,主要体现在对友情与爱情的珍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以及对时局与社会的关切等方面。周济不仅擅诗文词创作,还是一位史学家。着眼其诗词创作的整体,可把握其中所体现的史学思想。从史学思想的成因入手,也可见其在诗词创作实践中的影响与表现。
王涵铎[9](2020)在《集字与集古研究》文中指出“集字”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以“集字”书法形式表现出来,深入本质了解“集字”是一种学习前人书学技艺的方法。史书记载自梁朝梁武帝命殷铁石摹刻王羲之千字,周兴嗣韵之,以赐八王,这便是最早的集字作品。唐朝“集字”进入了繁荣时期,唐太宗雅好翰墨,特别推崇王羲之,收集羲之书迹于内府中。此后出现了很多集王羲之字的碑帖有《赵模集王千字文》、《怀仁集王圣教序》,集字作品之多,灿若繁星。宋代集字进入了式微时期,唐代碑版单一的“集字”学习方式,演变成更加全面、灵活、自由的“集古”学习方式。学书者随着自身书学技艺的提高,人生阅历的增加不再拘泥于一块碑版刻字,而是选择不同的书家进行集古学习,从而达到集古自化,集古出新。宋代刻帖的产生,以及唐代末期“翰林院体”的弊端,冲击了宋代集字碑刻的发展。北宋书法家米芾在原本“集字”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丰富了集字的内涵,自称“集古字”。这种与古为徒,集古出新的学书方法,后世的赵孟頫、吴门书派、董其昌、王铎无不受其影响。自明代开始私家园林的不断兴盛,房屋的格局变化,文人、商贾、官僚都喜欢用书画装饰门庭,北宋时期出现的楹联形式备受明代书家文人的喜欢,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以极简的文字表现丰富的内涵,意趣盎然,品类繁盛,作用众多。乾嘉考据学的兴起,金石学、文字学的发展促使了楹联新形势的出现“集字楹联”,随着清代“帖学”衰落,众多古代碑版出土,随之而来的是“碑学”的兴起,由于出土碑版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当时书家把其中清晰字迹集成文辞对仗的雅联,在方便学习古代碑刻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文学素养。“集字楹联”的出现,丰富了集字的形式。“集联”将“集字与集古”相融合,既保留了集字的形式又增加了广泛的学习对象,前人经典碑帖皆可“集联”。“集联”的产生使“集字与集古”结合的更加紧密。清代文人书家钟爱“集联”,存世的集联书法作品较为丰富,为后世学者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将“集字”这一特殊形式与朝代更替、书风变换相结合。通过阐述与分析不同时期书家对“集字学书”与“集古学书”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研究“集字”在书法发展中变化。“集字”的发展与变化侧面反映出了历代书风的演变和书家对于前人法书的不同理解,从而体现出其所处的时代性。集字形式的变化同时也在丰富着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使其更加的丰富多彩。
贾韬[10](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二、师法香港 拯救台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师法香港 拯救台湾(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源起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现状 |
(一)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研究涉及的内容 |
(二)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研究视角 |
(三)观念史研究现状 |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观念史研究及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一、观念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
(一)观念史研究的背景 |
(二)观念史研究的流派 |
二、观念史的含义及理论要点 |
(一)观念史的含义 |
(二)观念史的理论要点 |
(三)观念史研究特征 |
三、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
(一)建构性研究范式 |
(二)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
(三)大众话语为研究对象 |
四、观念史研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一)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 |
(二)注重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而非普世研究 |
(三)注重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 |
(一)稳定和秩序性特征 |
(二)直觉和顿悟性特征 |
(三)关系性特征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类型 |
(一)混沌一体的教学观念 |
(二)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特征 |
(一)教学目的具有关系性特征 |
(二)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特征 |
(三)教学方式具有体悟性特征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动力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场域 |
(一)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冲突 |
(二)碰撞中的中西文明 |
(三)冲突中的人才选拔标准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 |
(一)人才价值取向的矛盾 |
(二)教学观念发展方向的矛盾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 |
(一)传统教学观念与欧洲大陆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二)传统教学观念与英美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 |
(一)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 |
(二)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 |
(三)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 |
(四)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重塑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路径 |
(一)文化改造的路径 |
(二)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的路径 |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 |
第六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 |
(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
(二)做是教、学的基础 |
(三)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特征 |
(一)关系论特征 |
(二)主体性特征 |
第七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
一、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 |
(一)坚持直觉、顿悟文化自信,传承体悟教学方式 |
(二)坚持关系论文化思想自信,注重教学理论中个体间的关系 |
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 |
(一)全面深入研究异域文化,避免文化嫁接 |
(二)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异域文化,避免全盘西化 |
三、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
(一)基于时代发展,建构本土教学理念 |
(二)基于时代需求,建构本土教学活动 |
结论 |
参考?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选题缘起 |
三、研究方法 |
四、概念界定 |
五、研究设想和预期结果 |
六、研究意义 |
第一章 从文到书:苏轼黄州经历与赤壁二赋的书文一体 |
第一节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二赋文本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调适 |
一、文本的创作环境:黄州赤壁位置再讨论 |
二、文本的灵感来源:东坡赤壁游考 |
三、文本的情感基础:东坡的山水情 |
四、文哲之思:从矛盾苦闷到融通万物 |
第二节 超绝古今,慨然怀古:二赋意脉分析 |
一、同中有异:二赋文本再读 |
二、古今之思:二赋文背景重探 |
三、羽化登仙:理想与超越 |
第三节 二赋文的图像化述说:东坡亲书赤壁二赋考 |
一、版本概述与对比 |
二、现存墨迹考证 |
小结 |
第二章 以书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书法艺术增殖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帝王对苏书的喜好与文人书二赋 |
一、二赋经典化的里程碑:南宋二帝书《后赤壁赋》 |
二、基于二赋的书法创作 |
第二节 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二赋再书写 |
一、赵孟頫笔下的二赋 |
二、俞和与鲜于枢的二赋书法 |
第三节 文董的东坡情结与明代二赋的书法 |
一、文徵明家族的二赋收藏与再创作 |
二、文氏子弟与祝枝山等“吴门书家”的二赋创作 |
三、董其昌的二赋情结与晚明书家再创作 |
第四节 清王室好苏之风与二赋书写 |
一、清代对苏书的刊刻与崇苏风气 |
二、康乾的二赋临摹 |
三、清代文人基于二赋的五体创作 |
小结 |
第三章 以画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绘画艺术增殖 |
第一节 《赤壁赋》的叙事化:《赤壁图》画面分段研究 |
一、多段式全景《赤壁赋图》 |
二、主题式单景《赤壁赋图》 |
第二节 《赤壁赋图》题跋研究 |
一、基于《赤壁赋图》的文学创作 |
二、基于《赤壁赋图》书法创作 |
第三节 东坡写真与《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 |
一、颧高少髯黑痣:东坡写真像 |
二、《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东坡写意 |
第四节 文玩中的《赤壁赋图》:东坡形象的延伸 |
一、印章中的《赤壁赋图》 |
二、文玩雅器上的《赤壁赋图》 |
小结 |
第四章 文图互释:赤壁二赋在东亚传播中的文图增殖 |
第一节 赤壁二赋在日本的接受与二度创作 |
一、东坡着述的传入与东坡文化的兴起 |
二、“赤壁会”与“寿苏会” |
三、日本的《赤壁赋图》 |
第二节 赤壁二赋在韩国的接受与“赤壁文学” |
一、二赋的传播与“赤壁文学”的产生 |
二、对二赋的解构与重构 |
三、七月既望的泛舟游与《赤壁赋图》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图 |
致谢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3)王一亭花鸟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关于王一亭花鸟画研究的现状 |
一 关于王一亭生平的研究 |
二 关于王一亭交游的研究 |
三 关于王一亭绘画思想的研究 |
第三节 目前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视角 |
一 研究目的 |
二 研究视角 |
第一章 “博涉”之“博”——王一亭绘画的取法与师承 |
第一节 王一亭绘画的早期蒙养 |
一 家庭书画氛围的影响 |
二 晚清金石学的余绪 |
三 王一亭早期花鸟画的师承 |
第二节 王一亭与“海上画派” |
一 拜师任伯年与徐小沧 |
二 与吴昌硕的师友情缘 |
三 王一亭对海派风格的继承 |
四 王一亭在海上画派中的位置 |
五 王画吴题:采访中对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
第二章 中西共鉴——王一亭绘画的积学与互融 |
第一节 王一亭对西方绘画理念的接受 |
一 对景写生观念的理解 |
二 油画的新尝试 |
三 王一亭花鸟画中西方绘画观念自然生成 |
第二节 东方传统艺术门类的融通与互补 |
一 诗、书、画、印的审美综合 |
二 笔墨与程式的互衬 |
第三节 中国画科的边界与交融 |
一 山水、花鸟、人物的边界 |
二 以线塑形的艺术主张与实践 |
第三章 “博涉”到“精取”之变的内外因 |
第一节 王一亭花鸟画转变的形式 |
一 从“小写意”到“大写意” |
二 笔法转变的契机与表现 |
第二节 文化认同——艺术观念转变的内因 |
一 王一亭绘画思想承变的境遇 |
二 文化认同的自律性 |
第三节 环境、条件与个人抉择的外因 |
一 民国时期海上画坛和美术教育的赞助人 |
二 绘画风格的继承与个性化推进 |
三 民间审美文化的借鉴与再创造 |
第四章 王一亭花鸟画的新变 |
第一节 题材的扩展 |
一 从生活到画面 |
二 绘画题材扩展的表现 |
三 笔墨与题材的适应调和 |
第二节 笔墨语言的创新 |
一 水、色、墨破染与勾勒技巧的分期演进 |
二 色彩语言的融合发展 |
三 个性化的构图手法 |
四 笔墨程式的突破 |
第三节 中西绘画融合的拓展 |
一 西洋造型手法的吸收 |
二 背景渲染与光色意识 |
第五章 王一亭花鸟画的精神内涵与时代意义 |
第一节 境界高远:人文精神的体现 |
一、题材的范围 |
二 主题的提炼 |
三 寓意与象征 |
第二节 画为心声:悲悯情怀的表现 |
一 从生活体验到笔墨转换 |
二、悲悯情怀与精神寄托 |
第三节 孑然独立:王一亭绘画的意义与回响 |
一 王一亭花鸟画的时代内涵 |
二 时代审美观视野下王一亭花鸟画的格调 |
三 王一亭花鸟画的现代性与当代意义 |
四 王一亭花鸟画的价值与反思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王一亭现存作品图录 |
附录二 访谈资料汇总 |
附录三 笔者考察王一亭故居影像资料 |
附录四 王一亭常用印索引 |
附录五 吴昌硕曾孙吴越先生提供影印资料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5)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2 研究现状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1.3 研究的意义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3.6.1 理事一致 |
3.6.2 理礼合一 |
3.6.3 心史合一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5.1 语言文字学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5.2.3 史学考订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6.1.4 政治实践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6.2.5 经济实践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6.3.4 教育实践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6.4.3 读史之法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小结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小结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小结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一、生平与易着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二、六艺与易教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余论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周济及其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家世与交游考 |
第一节 家世考述 |
一、傅八公、父母、兄弟、妻妾与子侄 |
二、高氏姊、周青、高森荣 |
第二节 交游补考 |
第二章 周济诗研究 |
第一节 周济诗的题材 |
一、民生与时事之作 |
二、咏史与怀古之篇 |
三、酬应与哀悼之什 |
第二节 周济诗的艺术特征 |
一、艺术手法 |
二、艺术风格 |
第三节 周济对传统诗学观的继承 |
一、经世致用 |
二、创新求趣 |
三、诗主真情 |
第三章 周济词研究 |
第一节 《止庵词》研究 |
一、《止庵词》的内容 |
二、《止庵词》的艺术手法 |
第二节 周济词作中的情感世界 |
一、“留取衫襟数点,好与重逢”——对友情与爱情的珍视 |
二、“江南路好,无人同住梅花里”——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
三、“露重卸金盘,听商音凄苦”——对时局与民生的关切 |
第三节 周济词作中词论的实践 |
一、就景叙情与即事叙景的感发 |
二、寄托出入中的情感内蕴 |
三、空实论中求实以达浑厚之旨 |
第四章 周济诗词创作中的史学思想 |
第一节 史学思想成因 |
一、常州地区的学术风尚 |
二、师法对象的影响 |
三、史学家身份的作用 |
第二节 周济诗词集的编排与历史意识 |
一、周济诗集中的历史意识 |
二、周济词集中的历史意识 |
第三节 周济诗词中的史料价值 |
一、知人论世 |
二、实录写法 |
三、以心传史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9)集字与集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集字”学书与“集古”学书 |
第一节 集字的起源 |
第二节 “集字“与“集古” |
第二章 集字大兴的唐代 |
第一节 开唐代集字之先河——赵模《赵模集王千字文》 |
一、《赵模集王千字文》的时代背景 |
二、《赵模集王千字文》的时代意义 |
第二节 唐代集字大兴之作---《怀仁集王圣教序》 |
一、《怀仁集王圣教序》时代背景及成碑过程 |
二、《怀仁集王圣教序》的集字素材 |
三、《怀仁集王圣教序》与《赵模集王千文》《兰亭序》字迹比较 |
第三节 行书入碑的滥觞及唐代书家对《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取法 |
一、行书入碑的滥觞——唐太宗 |
二、李邕对《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取法 |
三、《怀仁集王圣教序》对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影响 |
四、杜牧《张好好诗卷》对《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取法 |
第三章 宋代集字的式微与演变 |
第一节 集字式微的时代背景及其原因 |
一、《怀仁集王圣教序》影响下的宋代翰林院 |
二、《淳化阁帖》对集字碑刻的影响 |
三、宋人尚意书论中对集古学书的认识 |
第二节 “集字”的演变--“集古” |
一、“集古”大家--米芾 |
二、米芾的集古学书之路 |
三、米芾“集古字”代表作《方圆庵记》 |
第四章 集古与复古交织下的元明 |
第一节 复古的倡导者与集古的践行者---赵孟頫 |
一、“复古主义”思想的源起与“复古主义”的先驱者 |
二、赵孟頫的集古学书之路 |
三、“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传”的集古书学思想 |
第二节 摒弃台阁,与古为徒的---吴门书派 |
一、遍友历代,集古成家--祝允明 |
二、集书之大成者---文徵明 |
三、结字空灵,高古典雅---王宠小楷的集古学书之路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南董北王”的集古出新之路 |
一、温文儒雅--董其昌的集古学书之路 |
二、书林狂者--王铎的集古学书之路 |
第五章 集字形式的转化--清代碑帖集联 |
第一节 楹联的源起与发展 |
第二节 楹联大兴与“集联”形式的出现 |
第三节 碑学兴起与篆书集联 |
一、《天发神谶碑》的复兴与《天发神谶碑》集联 |
二、清人对《石鼓文》的实践与集联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术成果 |
四、师法香港 拯救台湾(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3]王一亭花鸟画研究[D]. 王忠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5]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7]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8]周济及其诗词研究[D]. 周丽晨. 扬州大学, 2020(02)
- [9]集字与集古研究[D]. 王涵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10]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