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对新文学的双重“修正”

一、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论文文献综述）

蔡东^[1]（2021）在《弃“礼”立“理”——赵树理偏听性文体思想之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赵树理方向"确立以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为人们认知赵树理文学的特定起点,1943年以前的文艺创造以及"爱好文艺"与"认真地写"的赵树理之划分依据,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赵树理一贯秉持偏听性文体实践,试图在照顾多数听众生活习惯甚而生命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写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之间的有效互动。这根源于所在乡村文化、教育与地域环境的影响,是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切实创造。在新旧文化遭遇中,他一度被两种话语所左右,但在革命现实的感召下及时转变思想,辩证地发掘其中的合理性,于夹缝中构建自身的主体性。因其偏向传统的革命文艺精神,造就"出路"的内外紧张,但由此也始终能出入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别具一格的文化实践与乡村变革的深邃探索。

张挺玺^[2]（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张挺玺^[3]（2019）在《1943:历史转折中的赵树理》文中研究说明赵树理以新的主题、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小说的拓荒者。赵树理的小说因其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等方面的审美追求而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榜样,被称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是解放区继鲁迅之后被推向文艺高峰的一面旗帜,他以自己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而成为新文学走向通俗大众化转折的历史标志。

李萱莹^[4]（2019）在《离合之间—论赵树理的创作何以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型》文中研究表明为了探究赵树理究竟如何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型,本文试图从赵树理本人所坚持的民间立场和外在的政策导向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综合中共主流文艺政策的提法去分析赵树理的作品与政策的契合之处,这是导致他成为典型的最直接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从赵树理本人所坚持的民间立场入手,赵树理把“民间”视为珍宝,因为这片土地给予了他全部的创作来源,这种取材于生活的写作素材使得他作品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除此之外,晋东南方言口语的使用、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和各种民俗风格的巧妙运用是赵树理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典型的内在因素。赵树理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典型,可以说是动荡时代造就的产物。本文的论述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章首先梳理了赵树理成为方向的过程,关键点是对两个词语的内涵进行比较,即“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的方向”,一字之差的背后涵盖的是作家本人的创作意图和主流文艺政策之间的离合。搞清这个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赵树理的作品,决不能单纯的以“政策小说”来概括赵树理的创作。第二章和第三章着重分析的是赵树理成为解放区文学典型的原因,本文将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入手。第二章探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过程,将讨论的范围定位于解放区这个特殊的空间。重点要分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小二黑结婚》在解放区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讲话,这种不期而遇的状况也代表着赵树理被树立为典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第三章探究的是赵树理成为方向的内在原因,结合作家的具体作品来分析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和特色。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方言口语的使用、典型人物的塑造都很具有代表意义。

尹雯^[5]（2018）在《1950年代初赵树理的文艺“通俗化”实践 ——以《说说唱唱》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赵树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通俗文艺作家,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从赵树理的小说文本切入分析,较少有学者从赵树理的通俗杂志编辑者身份切入研究。而赵树理的编辑工作恰恰是构成其“通俗化”文艺实践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赵树理一共编辑过四报两刊,即《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抗战生活》半月刊,《中国人》周刊,《新大众》和第一份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其中,创刊于1950年,终刊于1955年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是赵树理推行通俗文艺成果最为突出的刊物。《说说唱唱》共出刊63期,清晰地展现出通俗文艺在其时历史语境中的生存轨迹。赵树理于1950年至1951年担任《说说唱唱》主编。这也构成了赵树理在1950年代初“通俗化”实践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梳理赵树理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整体构架。第二章勾勒《说说唱唱》与其时文艺“一体化”走向的历史语境,并考察赵树理与《说说唱唱》的关系,侧重从发掘作家、编辑理念、“雅俗”文艺之争,以及文人派系斗争等不同层面入手。第三章分析赵树理的“通俗化”文艺主张,并通过分析实践与主张的关系,呈现赵树理1950年代初期文艺“通俗化”实践的复杂性及其历史原因。总之,本文从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切入,试图返还1950年代初期的历史文化现场,深入探索兼具“民间立场”、“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特质等多重身份的赵树理如何推进其文艺“通俗化”理想,辨析其“通俗化”文艺主张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与冲突,冀望由此反思赵树理的文化身份、文艺实践与其时文艺场域之间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赵勇^[6]（2017）在《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一直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他写出了多么伟大的作品,而在于他并不像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那样清晰明朗,容易归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一直就是以难以归类或另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这种另类性,仅仅从其文学创作本身出发又很难说得清楚。于是,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赵树理的活动置于文学场域之外那个更大的社会空间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场域之内。唯其如此,

郝亚云^[7]（2016）在《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平民意识》文中研究说明赵树理是20世纪40年代蜚声文坛的“人民作家”,他倾心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为他们的生存现状或喜或悲,其独特而强烈的平民意识,贯穿整个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曾在40年代的解放区引发前所未有的文化狂欢,其成就既得益于他的作品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更得益于他的作品满足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要求。赵树理的创作,与时代变迁、政治需求、百姓审美需求密不可分。只是,无论时代烟云如何变幻,政治风雨怎样飘忽,他始终坚持平民意识的书写。当主流政治需求同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的时候,赵树理的创作畅通无阻,但当时代政治以牺牲民众的利益来求得发展,赵树理的创作便变得举步维艰。本文旨在对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平民意识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究赵树理平民意识的形成原因,以及平民意识书写给他带来的巨大成功。赵树理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投身革命之前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深谙平民百姓的生活窘况,以及努力改善生存境遇愿景中付出并呈现的种种生存情状,与这些情状背后的深沉生命内涵。而“五四”文学和“五四”精神,以及“五四”时期提倡的“平民文学”书写,不仅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观、价值观、审美观,同时也引发他强烈的思想、情感、审美共鸣。中国历史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被推上了时代的舞台,左翼作家适时地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和群众路线。赵树理的创作关注民生且迎合了时代需求,为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被树立为解放区“方向性”的作家。第二部分分析政治话语的规约使得赵树理的创作陷入困境。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愈演愈烈,赵树理坚持平民意识的创作为其引来了无尽的质疑和指责。身处政治立场和民间立场的两难抉择之中,赵树理陷入了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创作困境。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能够自由发挥、施展才华的空间已经很狭窄了,“思想内容正确”是衡量一切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赵树理坚持平民意识的书写不为时代所容,最终创作蹇滞,艺术生命凋零。第三部分详述树理文学创作中平民意识坚守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纵观整个现当代文学,我们发现赵树理开创了一个富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艺术世界,赵树理对平民意识的坚守不仅延续了“五四”精神,而且对文革以后的底层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当今社会,农民依然是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时代需要更多像赵树理一样的人,为底层群众仗义执言。赵树理作为一个有责任、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倾尽一生都在为民请命,至死方休。他的精神,以及他文学创作中的平民意识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他的创作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吴辰^[8]（2016）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大量考证史料的基础上,着重对于那些曾经不常被研究者们关注的日记、书信以及作者对于文本的修改等偏重于个人视野的材料进行爬梳,以整体观察的方式重新审视1950年代中国大陆（1949—1959）的文学生态,并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生态的微景观本文拟从个人化视野出发,来考察和还原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对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着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文学解读方式进行必要的补充和纠正。本文尽力使所用材料回归历史现场,摒除那种带有“后见之明”的预设,将视角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这种阐释历史的方式比起之前粗线条的史实勾勒更能反映出个人在历史之中的意义,也更能反映出个人生活轨迹中一些具有机能性的事件。在文学研究中,这种改变体现为开始对经常使用的以面向公众的“作品”为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转而从一系列个人化史料出发,以之为研究主体,并结合文学作品,讨论文学现象与个人心路历程之间存在的张力,在这块相对陌生的领域中,努力探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个人化视野中的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可以对原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从另一个视角去观照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回到他们自己的语境,去理解他们对新生共和国的关切与热爱。另外,本次研究也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一次实践,“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是一种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致力于建立一种沟通现代、当代两个领域的大的文学史观,本文在论证过程中也证实了这种文学史观在组织材料与论证文学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时的可行性与先进性,同时,这种文学史观也是本文在论述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本文是由绪论、余论以及正文五章构成,其要点归纳如下:绪论部分:本部分主要对前人关于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以及日记、书信等个人化材料的综述,以及对于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以了解论文选题领域的基本动态。第一章主要以一种整体的角度来描绘1950年代中国大陆个人视野中文学生态,这种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生态的系统性的考察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对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做出整体的把握。但是这种梳理不能仅仅是历时性的,历时性考察背后的时代断裂感在研究中往往会成为不能很好切入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种历时性的线索的勾勒过程中所更需要把握的是历时背后一种共时性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前进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从而研究在个人化视野中,对于文学生态的一种总体认知。这一部分以历时为经线,以共时为纬线从个人视野的角度回首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十年,来描绘出个人视野下对于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的整体印象。第二章主要论述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中大环境对于文学生态的影响。在文学生态的形成中,大的环境是一种具有先决性质的因素,它可以被看做是文学生态所赖以生存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中,文学生态中的一切主体才可以形成,并形成种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网络中,文学生态里的种种现象才能得以展现。这一部分试图从作家个人化视野中与大环境的关系入手,着重考察作家在适应新的文化政治环境过程中的契合与冲突,被弘扬或者被遮蔽,以及在新的环境中文化资源以一种新的理念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对于作家个人的影响,从而在个人化语境中探索作家与时代文化政治环境的关系。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在新中国1950年代中国大陆,生产制约机制对于文学生态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极其明显的,但是,个人与这套机制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种完全的上行下效或反映式的关系,个人在这套生产制约机制的形成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富有机能性的行为,是这一时期文学生态中张力的重要来源。本部分试图通过对于个人化视野中的文学生产制约机制的研究,来探索这套生产制约机制是如何在个人身上起作用的,以及这套机制背后的权力话语对文学生产的主体有着怎样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作家在从事文学生产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人事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也改变着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文学生态本身就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中最微观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中作家与团体,作家与亲友以及作家与其他人构成了一层层丰富的关系,种种关系相互交织,使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呈现出其独特的面貌。文学生态究其实质,是一种由不同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这一关系网络表层中最细微的部分。第五章主要是论述195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政治社会事件对于作家的影响,人的生活不可能脱离社会,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作家以及文学生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通过对于个人视野中195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研究,来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来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对于个人以及文学生态的整体影响。本选题在论述过程中注意对于个人视野以及个人化材料的综合运用,以及在主体意义上确立这些材料的地位:这些材料常常散见于各类研究之中,或是作为佐证来分析文学文本,通过对于这些材料的综合运用,本选题旨在还原一种文本生成的语境。另外,本选题试图对一种书写文学史尤其是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的思路进行尝试,从“历史中活动的人”过渡为“人的历史”并与现有的经典表述可以互为补充,能够对现有的文学史表述做一些有益的帮助。

李静^[9]（2014）在《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文中提出延安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创构的新的文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与“五四”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又直接规范并影响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发展。从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来看,延安文艺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从延安文艺影响来看,延安文艺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而“文革”文学的爱情叙事、“智斗”书写和“诉苦”书写也都能从延安文艺找到渊源。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入手,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和影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文学体制、政治、美学以及叙事模式等,看待延安文艺的历史形态、现实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和价值。以“价值重估”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利于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进行整合,进行历史的再审视、再考量。本文的论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章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化”本土特色文艺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化”的延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一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反观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化”本土文化出发,研究延安这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的“创造”和“生产”,形成了延安独特的本土文艺经验。探察延安文艺在创造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及“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第二章延安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是继承“左翼”文学对“大众化”倡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文艺实践。它突破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过于“欧化”的语言倾向,整合民间文化资源,以大众语言进行“工农兵”文学创作,突破了“左翼”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对农民文化的选择真正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方针,以人民性的突显体现了“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实践初期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工农兵”文学普及,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大众阅读“趣味”的多元要求。所以,必须深入思考时代和作家对受众“趣味”的想象与受众真实的阅读“趣味”的问题。第三章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从文学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延安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等组织形式以及众多社团等都已经初具规模,而文学会议、文艺批评等又对文艺进行了规范。新的文学体制也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在新的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学体制内比较重要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稿酬”制度,一个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作家体验生活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新的文学制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制度。第四章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从政治意识、文艺创作、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从政治意识入手,审视文艺在与政治的博弈之下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从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和作家身份来阐释这一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是主潮的话,“十七年文学”中的大众文化则呈现了向主流文化的融会,而具体到人物描写上,无论是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的分类还是对人物思想“改造”的描写,都呈现出政治的规训作用。从美学形态来看,在二元思维下,文学审美也倾向于美丑、好坏,崇高与优美等,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人性美的书写以及“大团圆”结局的喜剧追求,这是两个时期文艺审美的共性。第五章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从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的书写到“文革”革“文化”之命,这一发展与革命语境和战争心态密不可分,但也导致了“唯政治”的创作现象和批评标准。从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来看,“文革”时期“集体写作”的方式以及“样板”文化的推广和对文艺“提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文艺的高度集约化发展。另外,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及以“智斗”方式塑造英雄人物,都可见两个时代文艺的传承。但无产阶级文学对政治性、阶级性的强调,导致了从作家到作品的窄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在“样板戏”以“诉苦”方式来进行“痛说革命家史”式叙事的同时,也使“样板戏”的叙事走向了窄化。余论:以延安情感和延安精神进行总结,进而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发展与延安文艺精神的联系进行再审视,探讨延安文艺的当下意义。

彭宗婷^[10]（2014）在《赵树理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的着名作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创作所表现的通俗化的叙事风格、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勇于冲破陈旧写作模式的探索精神，受到了文艺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赵树理不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而且在文学思想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对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丰富而深邃的文学思想。研究赵树理的文学思想对于当今的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赵树理的文学思想：第一，赵树理对文学规律的尊重。首先表现为把人当作文学的中心和目的，创作的人物形象不但遵循生活逻辑，而且人物性格也符合自身发展的逻辑；其次表现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和人物心灵。赵树理推崇现实生活，淡化文学理论，同时注重表现人物的心灵。第二，赵树理对通俗化的追求。赵树理为启蒙农民而创作，自觉追求文艺的通俗化。赵树理追求通俗化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接受主体的制约。通俗化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叙事策略，从叙事学角度看，赵树理在叙述视角、叙述时间等方面进行了一些通俗化的探索，主要表现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视角、连贯的叙述时间两个方面，通过这些探索实现了通俗化和艺术性的统一，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第三，赵树理对民族化的倡导。赵树理深受民间艺术的熏陶，进行创作时借鉴了民间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的新形式并受到民众的喜爱。赵树理对文学民族化形式的倡导表现在运用绰号、巧用扣子以及语言的地域性、口语化等方面。赵树理对文学民族化内容的倡导表现在民俗描写、人物性格、价值观念等方面。论文的重点在第一部分。

二、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论文提纲范文）

（1）弃“礼”立“理”——赵树理偏听性文体思想之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2）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43:历史转折中的赵树理（论文提纲范文）

（4）离合之间—论赵树理的创作何以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型（论文提纲范文）

（5）1950年代初赵树理的文艺“通俗化”实践 ——以《说说唱唱》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论文提纲范文）

（7）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平民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8）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10）赵树理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论文参考文献）

• [1]弃“礼”立“理”——赵树理偏听性文体思想之生成[J]. 蔡东. 现代中文学刊, 2021(06)
• [2]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1943:历史转折中的赵树理[J].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4]离合之间—论赵树理的创作何以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型[D]. 李萱莹.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5]1950年代初赵树理的文艺“通俗化”实践 ——以《说说唱唱》为中心的考察[D]. 尹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6]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J]. 赵勇. 文艺争鸣, 2017(04)
• [7]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平民意识[D]. 郝亚云.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 [8]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D]. 吴辰.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
• [9]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D]. 李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10]赵树理文学思想研究[D]. 彭宗婷. 淮北师范大学, 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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