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六位改革者

一、二十世纪六大改革家（论文文献综述）

彭屾^[1]（2021）在《沙皇俄国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王安石》文中认为一千年前,北宋宰相王安石在国家深陷积贫积弱之际,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推行新法,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虽不幸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却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拗相公"形象。早在十月革命,沙皇俄国人就对这位中世纪的东方改革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值此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之际,探索沙皇俄国时期沙皇俄国学者对王安石研究的历程及特点,不仅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而且也有利于当代中俄学者在王安石研究方面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张立洋^[2]（2021）在《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文中指出

宁亚群^[3]（2021）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舞蹈形态。从审美文化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加精准地把握中西方舞蹈艺术各具特色的审美特征,并由此更加深入地认识中西方之间有同有异的审美文化禀性,以进一步促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化对话与交流,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概念内涵来讲,中国古典舞分为“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种存在形态。“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主要指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保存下来。“当代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则特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舞蹈家在综合提取戏曲舞蹈、汉唐舞蹈、敦煌舞蹈、甚至少数民族古典舞蹈等样式的基础上所建构的舞种,其建构力求与“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在审美理想、内涵意蕴上达到较高的统一性,迄今形成了“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昆舞”“梨园舞蹈”“唐乐舞”六大类型,本论文重点采用早期形成的“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个类型以作阐述。西方芭蕾舞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法国宫廷的努力下开始朝着一门独立的舞蹈种类发展。后传播至俄罗斯、丹麦等其它欧洲国家,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性舞种。经过“早期芭蕾”“浪漫芭蕾”“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几个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统一名为“西方芭蕾舞”的欧洲代表性古典舞种。西方芭蕾舞于欧洲多个国家兴盛发展,并因其训练的科学性,而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个国家专业舞蹈艺术院校与团体的基础训练中。就此前的学术研究来讲,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的艺术性、技术性层面,间或有舞蹈美学、舞蹈文化等探究。但针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审美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则未见直接相关的成果。鉴于这一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艺术本体与审美文化层面的系统比较,以期更为科学地认识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为东、西方舞蹈艺术之间的互鉴与交流提供思路。本文将从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生成路径、传播接受、审美蕴涵、演变趋势四个基本方面,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比较研究。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对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进行阐述。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两大舞蹈形态。通过对两个舞种的比较研究,可以实现舞蹈本体、审美文化、对话交流三个层面的价值。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行陈述。在研究思路上,对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有逻辑、有层次的展开,在研究方法上,鉴于本文选题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本文在综合运用论文撰写通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借鉴比较美学、比较艺术学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从丰富庞杂的舞蹈现象中探寻关于两个古典舞种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第一章是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比较性概述。第一节对两个舞种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节进一步规范两者的范畴,其范畴的界定是通过解决围绕两个舞种而分别产生的三个争议确定的,结论为:对中国古典舞而言,其范畴涵盖“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类;现存舞蹈影像资料的部分作品具有“古典性”;因社会制度变化而产生的对相同母题的不同解读是合理的。对西方芭蕾舞而言,确定其第三个时期名称为“古典芭蕾”,将“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同视为西方芭蕾舞发展史上的代表性时期,对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之于西方审美文化的代表性进行判断。第三节对两者的发展脉落作简单扼要的梳理和解读。第二章将比较两个古典舞种的三次转变,这三次转变既与美学层面“美”和“善”的分离密切相关,又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艺术地位的确立紧密关联,艺术地位的确立既带来了艺术本体之“古典性”的生成,同时带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关于艺术诗性的沉思。第三章通过传播方式与艺术接受两个层面,进一步比较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传播生态的变化带给两个古典舞种传播方式更多未知的可能,而作为舞蹈传播的另一方——艺术接受,则在舞蹈受众的变化中,引发本文对于舞蹈传播是否会终结以及传播中心之转移的思考。第四章比较两大舞蹈艺术的审美蕴涵。第一节从舞蹈本体层面分析: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典型化、节奏化、造型化三个方面都具备对和谐的追求,两者分别以“拧”“倾”“圆”“曲”与“开”“绷”“直”“立”为外化特征,这是两个古典舞种肢体美学的研究起点;第二节着力对两个舞种“乐”“舞”天然不可分割的关联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古典音乐之五声调式与西方芭蕾舞之大小调式如何在和声之“和”的基础上,分别与各自所属的古典舞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视、听完备的效果。此外,本节还对两个古典舞种的服饰与舞台美术进行简要分析。本章通过对两个古典舞种舞蹈本体、音乐、服饰与舞台美术之技术层面的分析,引入对审美特征与审美理想的阐释。第五章比较研究现代语境中两大舞蹈的演变路径。第一节通过对“古典”是否在中西方社会“退场”这一历史现实的分析,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灵韵”的保留样态及演变趋势进行判断,得出两个古典舞种之“虚灵妙合”与“庄肃雅正”的不同灵韵特征。第二节从“诗缘情”与Ballet词义溯源入手,分别对两个舞种在抒情与叙事方面的偏重程度作持续性的预测。第三节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判断。结语部分简要回顾、总结了前五章的内容,并在确证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同异相间之基本状况的前提下进行了两重延展:其一,跳出舞蹈本体,在更为宏阔的视阈中探索这种异同状况所生成的文化缘由;其二,回到舞蹈本体,针对两个古典舞种的自身状况给出三项答解和说明。

张运恺^[4]（2020）在《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异托邦小说的文化社会阐释》文中研究指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习惯给爱伦·坡贴上“唯美”作家的标签。这一对坡的认识其实不够全面。他的作品内涵丰富,他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用艺术手法隐藏在了文本世界的想象性建构之中。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坡作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重要意义的发掘,坡的形象也变得更为全面与立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论着全面对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进行文化政治角度的阐释。本论文即从此处入手,围绕坡小说中的“异托邦”想象,来解读坡的异域表征所承载的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反思。本论文聚焦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其解读视角借鉴了福柯空间理论中的“异托邦”概念,同时也参考了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理论。坡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出的空间符合福柯所总结归纳的“异托邦”形式。透过这些文本世界所构筑的奇异空间,坡对美国社会进行了时间与空间挪移的变形式刻画,在看似陌生的异域空间,对美国十九世纪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对殖民扩张、帝国建构、民主制度、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也更为客观的探讨。坡的这些讨论既紧紧联系他的时代语境,也有跨时代意义,对我们反思当下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与人性仍有可借鉴之处。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坡的作品中选择深具代表性的文本,以“异托邦”的不同形式为纲,对坡的异域想象进行文化政治性的阐释,揭示坡对美国社会的彼时痼疾与未来出路的思考。论文将分为五章来展开论述。第一章是绪论。在对坡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研究坡小说中的“异托邦”书写的新意所在。在引入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之后,对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进行综合论述和分类梳理,继而阐明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对坡小说中的远征异托邦空间想象进行解读,选取了《瓶中手稿》、《裘力斯·罗德曼日记》和《凹凸山的故事》三篇小说,它们分别描绘了海洋远航、西部拓殖和殖民地时空穿越三种不同的空间跨越之旅,体现了坡对美国海外拓殖与贸易和对印第安人内部殖民的反思,表明了坡对美国继承欧洲帝国的海洋扩张野心的不安,对美国的西进运动带来的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对抗的担忧,以及对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中的殖民主义原罪的焦虑。第三章对坡小说中的时间异托邦空间想象进行解读,选取了《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未来之事》和《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三篇小说,它们分别通过借古讽今、借未来讽今以及死后反观生前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坡对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彼时的美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但也深受着技术至上论、人的异化、消费主义的泛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心态等问题的困扰。坡在创作时间异托邦小说时,引入新的时间维度和空间距离,对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传达了他对美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良性发展的关注。第四章对坡小说中的偏离异托邦空间想象进行解读,选取了《瘟疫王》、《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陷坑与钟摆》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分别描绘了瘟疫隔离区、精神病院和监狱三个有别于日常空间的另类空间,体现着坡对十九世纪美国疫病管理机制、精神病治疗体系以及监狱惩罚体系中的生命政治机制的思考,坡在小说中揭露了权力与话语的联手运作是如何践踏着人类的生命基本权力,呼吁着人们关注病人、疯人和受监禁者的境遇,期待着美国对相关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第五章是结语。对论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坡的异托邦小说大多数看似发生在与十九世纪美国隔着遥远时间与空间距离的异质空间,但是,其想象的基底具有深刻的文化、历史与政治印痕,反映着坡所关注的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中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化进程、以及生命政治机制等重大议题。而他对这些议题的讨论所牵涉到的人与科技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具有参考意义。

秦琰^[5]（2020）在《伊朗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851-1911） ——以大学堂（Dar al-Fonun）为例》文中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和伊朗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同为文明古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都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沿线国家、近代以来都遭受到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在内忧外患背景下,中伊两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进行改革,开启了涉及政治、经济、思想等全方位的近代化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西方近代教育的引入。在伊朗,西式教育的引入,滥觞于十九世纪中叶伊朗恺加王朝时期由王储米尔扎·阿巴斯发起的“Nezam-jadid（即‘新政’运动）”,随着西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开始在伊朗传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现代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1851年,伊朗成立第一所以教授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而不是宗教知识的高等学府—“大学堂”（Dar al-Fonun,又译“高等技术学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堂”也从最初的产生、发展,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德黑兰大学,成为伊朗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变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透视伊朗关于教育主权之间的争论,也可以体味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大学蜕变的艰难历程,同时也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这些角度看,本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主要讲了本选题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大学堂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从大学堂创立前的国内背景、国际背景以及历史背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简要概述了伊朗恺加王朝时期近代教育的发展情况,旨在对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伊朗恺加王朝近代教育的发展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和分析。第四部分主要从大学堂管理者、教学日程安排、教学课程设置、学生群体、教师群体等方面对大学堂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第五部分主要从与大学堂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文化活动方面进行论述。第六部分主要从宏观角度阐述了大学堂发展的不足之处。第七部分是文章结语,总结全文得出研究结论。

李倩倩^[6]（2020）在《奈杜夫人的女权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奈杜夫人是独立前印度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其女权思想产生和发展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阶段。奈杜夫人争取印度妇女权利的主要主张和实践活动主要集中于妇女的受教育权利、政治权利及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三个方面。其女权思想带有托古喻今、以妇女政治权利为重心及强烈民族性的特点。进一步探究,我们可从中窥探出独立前印度妇女解放事业和民族独立事业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妇女解放事业为民族独立运动提供社会基础和妇女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反之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平台引领,二者交融一体,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在独立运动时期,妇女运动作为一方面力量,有力支撑并服务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事业。奈杜夫人的女权思想既展现了历史进步性,同时又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奈杜夫人女权思想的传播、发展和实践对印度妇女解放事业、民族独立事业乃至印度现代化进程都起到推动作用。而奈杜夫人作为一位国际性的伟大妇女,其女权思想的传播同样有利于世界上更多国家加深对印度和印度妇女的了解。另一方面,其女权思想也存在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及阶级、时代局限性。总的来说,奈杜夫人的女权思想是印度自身历史的产物,这一思想在印度妇女解放事业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特色鲜明的一面旗帜,对持续解决当今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妇女问题都有借鉴意义。

雷月荣^[7]（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指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张晓薇^[8]（2020）在《经亨颐德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亨颐在政局动荡、民族危机的社会背景下,对社会现实以及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深刻剖析,并结合其人生经历与德育实践,形成丰硕的德育成果。经亨颐德育思想强调“人格纯正之教育”的德育理念,秉持“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德育目标,囊括了人生观教育、人格教育、纯正教育、时政教育、实效教育、艺术美育、纯正体育等德育内容,旨在健全学生人格,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并使其成为正直、坚毅、能担当大任的社会栋梁之才,还创造性地提出诸多德育方法,包括“分团教育,重视积累”、“学生自治,人格训练”、“他律自始,自律终成”等。除此之外,对于德育,经亨颐并非仅作理论探讨,他还是个兢兢业业的实践者、改革家。在推行德育理念时,经亨颐并未简单地灌输了事,而是通过浙江一师、春晖中学等教育实体机构,竭力开展生动的德育实践,希冀实现其德育理想。经亨颐的德育思想作为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滚动的时间长河中仍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极具研究价值。通过对经亨颐德育思想的整体梳理,挖掘其德育思想中的精髓,并结合新时代立德树人的要求,我们可发现经亨颐德育思想对青年德育观的塑造以及人格的完善具有极高当代价值,也有利于新时代德育思想的发展。

郭淑芳^[9]（2020）在《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及影响研究（1921-1935）》文中研究指明列宁为成功组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解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困境,创立了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时,在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这一群体既具有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思想的一般标准,又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出地域、出身、和职能属性上的中国特色。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十月革命的胜利有效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会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无产阶级的视角看待中国革命,为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愈演愈烈,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中国式救亡图存探索却屡遭失败,为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共产国际在各国掀起的阶级革命浪潮同样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共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发展,尤其是其在中共建党初期的经济援助更是为职业化革命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后,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经历了初步形成（1921-1924）、发展壮大（1924-1927）,及走向成熟（1927-1935）三个阶段,得以最终形成并日趋稳定,成为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发展演变的基本基调。基于社会大背景、个人成长经历及共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形成了共同的精神之魂。其中,其救国救民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够从事革命事业,是精神基石;其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仰,决定着他们从事哪种革命事业,是精神方向;其献身革命的决心与精神,决定着他们能否坚定不移地从事革命事业,为革命奉献一生,是精神保障。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作为党内的精英群体和领导集团,扮演着党内领头羊的角色,形成了相对稳定正确的核心领导层,并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与道路,引领全党带领中国人民朝着正确的革命方向前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着不同的党情、国情和世情,但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理论与革命信仰,依然对当今的领导干部人才培养、中共执政能力提升以及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和战略意义。

路宏^[10]（2020）在《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从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变迁与选择是研究藏族教育的基本视角。近年来,随着族际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的出现,使得拉卜楞藏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以多样共存的形式呈现,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亦呈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为此,本文在阐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变迁”与“选择”纳入藏族教育研究的理论范畴,以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地区为例,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对其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继承与“共时性”变迁进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据此找寻新时代藏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从其历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藏族教育自诞生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且部分交叉的基本阶段。其一是“自在”的教育阶段,教育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及人类自身的劳动实践,教育的文化选择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普遍规律,以生存和适应为主要目的。在此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及变迁与选择的方式;其二是“自为”教育的出现及发展,以藏文字的产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社会文化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需要与族群内部的教育自觉成为影响其教育变迁和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三为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变迁时期,自为教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因藏族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构成其文化教育的基本生态,而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以及藏族教育在文化实践中的自动调适,成为影响其变迁与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共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本文从学校、家庭、社区、寺院等不同场域对藏族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相对于藏族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而言,其共时性变迁无疑具有更为宽容的文化空间。总体来看,“传统”本身与“现代性”的交互介入成为影响拉卜楞藏区教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变迁中,现代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内在地规范着其教育文化选择的内容与路向,集中指向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质量提升;在家庭教育层面,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以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为主,其在一种较为“自在”的文化情境中熟悉并对“传统”本身产生认同,重点以伦理道德的养成为主,在当下,其家庭教育正在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社区教育层面,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构成了当地社区教育的传统内容,藏族儿童在社区实践中由前喻文化的教育实践逐渐向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进行转变,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习俗影响的文化社区,其文化特质中关于禁忌的部分仍规约着儿童日常的教育实践,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儿童终身,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边界;在寺院教育层面,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从以寺院为主导的藏族传统教育走向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制度化教育,寺院教育由经院式走向现代化,实现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转型,这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也是义务教育发展和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客观辩证地看待寺院教育在藏族文化与教育中的价值及功能,促使其转型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藏族现代教育,促进藏区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为当下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文化共生视阈下新时代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应在共生基础上提升教育本身的“成人”与“成才”功能,通过“和合共生”统筹文化多元,经由“守正出新”促进教育创新。概言之,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特质的静态攫取,而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文化观、教育观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动态实践,其本质是教育参与者教育智慧及其行动的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二、二十世纪六大改革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世纪六大改革家（论文提纲范文）

（1）沙皇俄国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王安石（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异托邦小说的文化社会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5）伊朗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851-1911） ——以大学堂（Dar al-Fonun）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奈杜夫人的女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经亨颐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及影响研究（1921-1935）（论文提纲范文）

（10）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二十世纪六大改革家（论文参考文献）

• [1]沙皇俄国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王安石[J]. 彭屾.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D]. 张立洋.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3]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D]. 宁亚群. 山东大学, 2021(10)
• [4]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异托邦小说的文化社会阐释[D]. 张运恺.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5]伊朗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851-1911） ——以大学堂（Dar al-Fonun）为例[D]. 秦琰.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奈杜夫人的女权思想研究[D]. 李倩倩. 郑州大学, 2020(03)
• [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经亨颐德育思想研究[D]. 张晓薇. 浙江大学, 2020(08)
• [9]中共早期职业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及影响研究（1921-1935）[D]. 郭淑芳. 中原工学院, 2020(01)
• [10]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D]. 路宏. 兰州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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