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论文文献综述）
米运生,罗必良[1]（2021）在《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文中指出为洞察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本质,本文研究选择了功能主义而非传统的结构主义视角。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农地集体所有权承载了三重不同维度的制度功能: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关系、助推国家发展战略和保障农业基础性地位。然而,城乡"二元"思维和地方政府等既得利益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制度异化。这集中体现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农地发包方权利与义务的相关规定。本文研究表明:原本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制度功能以"权利"或"义务"的形式被转嫁到集体;作为"回馈",集体被赋予一定的农地处分权和隐性的收益权。制度异化导致的结果是:因缺乏资质与能力,有关集体"权利"和"义务"的诸多规定成为"写在纸上的制度"。制度异化助长了违规征地等问题,并影响到制度功能的充分实现。本文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国土规章制度;明确地方政府需承担的应有职责;集体需要回归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心缔约者"角色并获得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
余慧容,杜鹏飞[2]（2021）在《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历史回顾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景观保护是实现农业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农耕文明传承、乡村风貌维系、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乃至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本文借助对发达国家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长时间尺度历史回顾,总结归纳出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般经历传统保护、应对保护、管制保护、治理保护和管护保护五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传统保护阶段到最近的管护保护阶段,农业景观保护目标从自给生产维续逐渐转变为可持续发展,景观可持续性先降后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农业景观保护状况,提炼出增强主体管护意识、提升景观功能服务、优化信息沟通渠道、完善政策弹性结构等四方面启示。
周若冰[3]（2020）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壤污染直接影响人类的基本生存。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土壤污染状况愈加严峻。在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开展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的总体污染物含量超标,超标率已经达到16.1%。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现阶段亟需重视的环境问题。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业安全生产和人群健康,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并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在该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加大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存在技术难度高、治理工作量大等现实困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我国现有的资金模式如“谁污染谁治理”、第三方治理、PPP模式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但是,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仍存在着立法层级不高、可操作性低,资金来源单一、可持续性差以及社会监督不到位、基金功能容易异化等问题。因此,为更有效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我国迫切需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土壤污染问题与人类生命健康和农业生产安全息息相关,发达国家和地区多年来重视土壤保护工作,在土壤污染相关立法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从提高立法层级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框架方面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法律制度。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法定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征收环境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等;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使用范围及使用方式;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监督体系,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并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相关立法,提高立法层级;完善土壤污染信息收集制度、危害评估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生态补偿制度等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配套制度。
芦莉[4]（2020）在《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文中提出耕地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保障基础。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以往主要是以约束性、建设性、惩罚性保护方式为主,耕地资源在质量、数量、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仍较为严峻。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秉承改革创新的原则,在以往保护方式的基础上增添了“激励性”保护内容,创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以此激发和调动耕地保护各方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经济手段对于耕地保护的重要作用。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下位概念,系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在经济方面的一项创举。相对科学完备的耕地保护基金条款是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耕地保护基金在我国个别地区先行试验,以地方规范性文件予以发布,尚未出台高位阶、系统性立法,因此,在相关立法规范层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耕地保护基金条款规范所涉主体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等利益博弈失衡,相关职能部门机构建制存在瑕疵,缺乏部际协调机制,受偿主体范围较小,无法充分调动其耕地保护的积极性等问题;所涉客体存在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政府财政压力较大,资金缺乏稳定性,耕地补偿标准设置不统一且欠缺科学等问题;所涉归责机制存在条款设置混乱,具体为承担违规责任主体范围较小,责任形式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并且公众参与空间不足,缺乏社会监督机制等问题。文章通过体系思维范式与法教义学范式厘清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内涵,明晰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相关法律关系,并通过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耕地保护基金相关条款予以梳理、整合、归纳和分析,基于其条款设置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进路。具体应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等各方主体利益,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部际协同机制,提高其工作效率,拓宽耕地保护基金受偿主体范围,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调动相关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拓宽耕地保护基金融资渠道,减少其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科学设置耕地保护基金耕地补偿的标准;扩大违规责任主体的范围,加大责任形式的处罚力度,拓宽公众参与空间,建全社会监督机制以期为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提供合理的规范设定。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邹鹏飞[6]（201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解读》文中认为从基本原则、具体章节内容和意义等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毕于运,高春雨,王红彦,王亚静[7]（2019）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国家法规综述与立法建议》文中提出[目的]梳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提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的立法建议,为完善相关法规,从法律上保障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秸秆禁烧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相关建议。[方法]在系统梳理相关资料、文献的基础上,就国家现行法律和行政规章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明文规定、对秸秆利用相关产业发展的规定进行综述,并就相关法律、规章对农作物秸秆禁烧的明文规定、秸秆禁烧治安管理和秸秆故意焚烧犯罪量刑的法律依据等进行归纳分析。最后,通过分析中国现行法规和行政指导文件在秸秆综合利用与秸秆禁烧管理方面存在的欠缺,提出必要的修订建议。[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法律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规定日渐具体和完善。但直到目前,这些法律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规定仍然缺失。有必要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结论]建议对涉及秸秆利用方面的某些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条例》,并将秸秆还田作为耕地质量保护的必要技术手段;对秸秆禁烧区外的秸秆限制焚烧从国家层面作出明确规定;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生物质能条例》。
徐婷婷[8]（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陈科林[9]（2019）在《经营者的经济法义务研究》文中指出经营者的经济法义务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经济法学界缺乏对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整体性研究,无法揭示经营者经济法义务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实施效果。在社会基本矛盾转变、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公共治理的时代背景下,经营者是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最终成本负担者,一方面政府通过规制经营者的不法行为矫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与经营者在提高市场效益上须建立合作关系,从市场管理转向市场治理的过程中,义务制度为经营者界定了成本负担的边界。基于义务间的差异性,应当以制度功能和实施效果为研究导向,适用类型化的方法对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履行及其责任保障机制进行研究。而根据现行的责任保障机制,其在促进经营者履行义务上存在不足,没有体现经济法的内在经济性。对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研究首先须对经济法的内在属性进行分析,它是经营者经济法义务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内含着经营者经济法义务颠覆传统法理的特性。其次,在义务类型化的必要及类型化标准问题上,提出义务的类型化源于义务间的差异性,表现为对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的保护程度、经营者须负担的义务成本以及公权力行使边界等方面,并依据规范的功能和实施效果,以义务与责任间的配置关系为类型化标准,彰显义务类型化的实质意义。再者,根据义务与责任的配置关系,将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类型化为无责任型义务、单一责任型义务以及复合责任型义务。无责任型义务是市场现代化下超越传统的义务形态,但其效力处于休眠状态,亟须以制度构建激活其效力。单一责任型义务又分为单一行政责任型义务和单一民事责任型义务。前者须结合经济法的行政责任形态和客观责任属性,在归责原则上应贯彻定性和定量原则。而由于其整体上呈现责任力度低的缺陷,致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代价过低,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应予以矫正。后者则应当在填补型责任上将沉没成本向经营者的边际成本转化,实现预防性效果。在复合责任型义务中,公私法责任的追究须形成价值理念共识及行为协同。在价值理念上须确立统一的适用标准,在行为协同上,存在着公私法责任信息缺乏互通互认的缺陷,须加快衔接机制的构建。总体上,须对各类义务的实施机制进行优化,促使义务履行的功能效果回归到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构上。包括激活无责任型义务效力、提高违法成本、构建公私法责任衔接机制等。
李曦[10]（2019）在《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到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七十年的时间挥手即逝,但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段时间却是举足轻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无论是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还是其进行的巨大变革,都是举世瞩目的。农民阶层,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其智慧与力量在新中国的变革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一群体的发展变迁历史与新中国的变迁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研究农业立法问题不仅是一项理论梳理研究,更是对我国的立法实践有着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领域立法进程的梳理,试图探寻农业立法的演进规律,找出现今农业立法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探寻农业立法的立法重点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讨论问题的由来,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概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相关理论、作用、体系以及其“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第三章为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村治理立法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展望了其走向“自治法治德治”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为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土地立法的历史进程,并讨论了土地立法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第五章为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金融立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演进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第六章为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立法中推动农村科技发展、保障农村产业产品安全的科技类立法,分析了科技类立法的发展规律,并展望了其发展趋势;第七章为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生态立法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生态补偿立法化、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立法化与重视软法治理的发展趋势;第八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和问题,指出了农业立法的时代特点,厘清了农业立法发展的共性规律,同时指出了农业立法地方立法虚化、权利义务错位、原则性强规则性差的问题;第九章为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分别论述了农业立法领域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第十章则重点论述了新时代下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对下一步农业立法的价值取向、原则制度进行了分析展望,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构想。第十一章为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对农业立法的发展进程进行类型化分析梳理,并基于此梳理在把握各类型农业立法发展规律的同时找出我国农业立法的共性特征及规律,进一步展望农业立法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国际化的趋势,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制度设计寻找方向,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自由有序发展的基础价值、实质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保障农民权益的终极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用价值以及绿色生态保障的发展价值,并在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原则与制度后重点设计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一立法构想,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思想、规范设计、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安排,并与最终尝试拟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稿,为国家农业立法与政策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论文提纲范文）
（1）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功能 |
| （一）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功能的认识误区 |
| 1. 基于名目论的“政治艺术观”。 |
| 2. 基于手段论的“国家发展战略观”。 |
| 3. 基于习俗惯例的“社区产权观”。 |
|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农地集体所有权 |
| 1. 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关系层面的农地集体所有权。 |
| 2. 助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农地集体所有权。 |
| 3. 保障农业基础性地位层面的农地集体所有权。 |
| 三、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强度、权能模糊与制度异化 |
| （一）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强度：所有制关系层面 |
| 1. 农民从村民变为国民。 |
| 2. 农业从家庭生计变为国家基础性产业。 |
| 3. 农村从村落变为社区。 |
| 4. 农地从乡土变为国土。 |
| （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模糊 |
| （三）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异化 |
| 1. 地方政府保障农业基础性地位等维度的事权转嫁。 |
| 2. 地方政府保障农业基础性地位层面的财权机会主义。 |
| 3. 地方政府对“发包方”事权与财权的“回馈”。 |
| 四、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的改革思路和重点内容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功能的诉求 |
| （二）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 |
| 1. 建立城乡统一的国土规章制度和市场体系。 |
| 2. 明确地方政府需承担的应有职责。 |
| 3. 实现集体的“政经分离”、财权与事权的统一。 |
| 4. 重点处理好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问题。 |
| 五、结束语 |
（2）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历史回顾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发达国家的保护路径历史回顾 |
| 2.1 欧洲 |
| 2.1.1 传统保护阶段（1800s之前） |
| 2.1.2 应对保护阶段（1800s—1970s) |
| 2.1.3 管制保护阶段（1970s—1990s) |
| 2.1.4 治理保护阶段（1990s—2010s) |
| 2.1.5 管护保护阶段（2010s—至今） |
| 2.2 美国 |
| 2.2.1 传统保护阶段（1840s之前） |
| 2.2.2 应对保护阶段（1840s—1962年） |
| 2.2.3 管制保护阶段（1962—1990年） |
| 2.2.4 治理保护阶段（1990—2005年） |
| 2.2.5 管护保护阶段（2005年—至今） |
| 2.3 日本 |
| 2.3.1 传统保护阶段（1868年之前） |
| 2.3.2 应对保护阶段（1868—1970年） |
| 2.3.3 管制保护阶段（1970—1992年） |
| 2.3.4 治理管护保护阶段（1992—至今） |
| 3 农业景观保护路径的发展规律 |
| 4 中国农业景观保护历程 |
| 4.1 传统保护阶段（1840之前） |
| 4.2 应对保护阶段（1840—1978年） |
| 4.3 管制保护阶段（1978—2006年） |
| 4.4 治理管护保护阶段（2007年—至今） |
| 5 对中国农业景观保护的启示 |
| 5.1 增强主体管护意识 |
| 5.2 提升景观功能服务 |
| 5.3 优化信息沟通渠道 |
| 5.4 完善政策弹性结构 |
（3）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土壤污染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概念 |
| 一、土壤污染的概念 |
| 二、土壤污染防治的概念 |
| 第二节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概念和特征 |
| 一、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概念 |
| 二、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特征 |
| 第三节 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二、环境责任理论 |
| 三、环境正义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现状 |
| 一、我国土壤防治基金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实践 |
| 第二节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级不高,可操作性低 |
| 二、资金来源单一,可持续性差 |
| 三、社会监督不到位,基金功能容易异化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借鉴及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之比较 |
| 一、美国超级基金制度 |
| 二、荷兰土壤污染责任的资金保障制度 |
| 三、我国台湾地区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基金制度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 |
| 二、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 |
| 三、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构想 |
| 第一节 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路径分析 |
| 一、提高立法层级 |
| 二、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框架 |
| 第二节 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法定资金来源渠道 |
| 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财政拨款 |
| 二、环境税 |
| 三、污染回溯责任追究环境修复费 |
| 四、社会资金投入 |
| 五、基金投资收益 |
| 第三节 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使用范围及使用方式 |
| 一、使用范围 |
| 二、使用方式 |
| 第四节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监督体系 |
| 一、外部监督 |
| 二、内部监督 |
| 第五节 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的相关立法 |
| 一、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法律法规 |
| 二、健全地方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立法 |
| 第六节 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配套制度 |
| 一、土壤污染信息收集制度 |
| 二、危害评估制度 |
| 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 |
| 四、土壤污染修复制度 |
| 五、土壤生态补偿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
| (二)研究路径 |
| 一、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内涵 |
| (一)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概念阐释 |
| (二)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范畴要素 |
| 二、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机构建制瑕疵且主体利益失衡: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建立部际协同并平衡各方利益:耕地保护基金主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三、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资金来源单一且缺乏科学标准: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拓宽资金渠道并科学设置标准:耕地保护基金客体条款的完善进路 |
| 四、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分析 |
| (一)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规范设定现状 |
| (二)归责机制不清且缺乏监督机制: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存在的问题. |
| (三)规范归责机制并健全监督机制:耕地保护基金归责机制条款的完善进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参与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基本原则 |
| 1.1 遵守依法治农的基本原则 |
| 1.2 保障“三农”权利的原则 |
| 1.3 农村社会、农业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 |
| 1.4 遵循以政府调节为辅、市场导向为主的原则 |
| 1.5 科教兴农原则 |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具体章节内容 |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意义 |
| 3.1 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全面支持农业发展 |
| 3.2 维护了农业的生态环境的发展，科教兴农 |
（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国家法规综述与立法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国家法规 |
| 1.1 国家现行法律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明文规定 |
| 1.2 国家现行法律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相关产业发展的规定 |
| 1.2.1 《可再生能源法》对生物质能发展的规定 |
| 1.2.2 《节约能源法》对生物质能发展的规定 |
| 1.2.3 《电力法》对生物质能发展的规定 |
| 1.3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国家行政规章 |
| 2 农作物秸秆禁烧管理国家法规 |
| 2.1 国家现行法律对农作物秸秆禁烧的明文规定 |
| 2.1.1 《大气污染防治法》对秸秆禁烧的规定 |
| 2.1.2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秸秆禁烧的规定 |
| 2.2 农作物秸秆禁烧治安管理所依据的主要法律及其相关规定 |
| 2.2.1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
| 2.2.2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 |
| 2.2.3 《消防法》的相关规定 |
| 2.3 农作物秸秆故意焚烧犯罪量刑所依据的法律及其相关规定 |
| 2.4 农作物秸秆禁烧管理国家行政法规 |
| 2.5 农作物秸秆禁烧管理国家行政规章 |
| (1)统一领导。 |
| (2)划定秸秆禁烧区,开展重点区域禁烧管理。 |
| (3)以乡镇为单位落实禁烧区的秸秆禁烧工作。 |
| (4)实施目标责任制。 |
| (5)严格禁烧执法。 |
| 3 立法建议 |
| 3.1 对有关秸秆利用的某些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 |
| 3.2 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条例》,并将秸秆还田作为耕地质量保护的必要技术手段 |
| 3.3 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生物质能条例》 |
| 3.4 对秸秆禁烧区外的秸秆限制焚烧从国家层面作出明确规定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经营者的经济法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从具体的三大法律关系切入 |
| 1.3.2 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最新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角度创新 |
| 1.5.2 研究方法创新 |
| 1.5.3 具体观点创新 |
| 1.5.4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一般分析 |
| 2.1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本原认知 |
| 2.1.1 决定因素:我国经济法的内在属性 |
| 2.1.2 法治属性:对传统义务范式的超越 |
| 2.2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对待主体 |
| 2.3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与传统公私法义务的功能区分 |
| 2.3.1 与传统公法义务的功能区分 |
| 2.3.2 与传统私法义务的功能区分 |
| 2.4 小结 |
| 第3章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文本梳理及其类型化 |
| 3.1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条款的文本识别 |
| 3.1.1 经济法文本确定的标准和理由 |
| 3.1.2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表达方式 |
| 3.2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的内在差异及其类型化的必要性 |
| 3.3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类型化标准的厘定 |
| 3.3.1 类型化标准阐述 |
| 3.3.2 类型化标准的指标确立及其原因 |
| 第4章 无责任型经济法义务 |
| 4.1 文本简述 |
| 4.1.1 分布情况 |
| 4.1.2 关于无责任型义务梳理结果的说明 |
| 4.2 无责任型义务的典型表现 |
| 4.3 超越传统的义务形态 |
| 4.4 无责任型义务的功能性探讨 |
| 4.5 小结 |
| 第5章 单一责任型经济法义务 |
| 5.1 单一行政责任型经济法义务 |
| 5.1.1 文本简述 |
| 5.1.2 责任理论及归责原理 |
| 5.1.3 小结 |
| 5.2 单一民事责任型经济法义务 |
| 5.2.1 文本简述 |
| 5.2.2 责任理论与归责原理 |
| 5.2.3 小结 |
| 第6章 复合责任型经济法义务 |
| 6.1 文本简述 |
| 6.1.1 分布情况 |
| 6.1.2 复合责任型义务的制度形态 |
| 6.1.3 集中规制领域——竞争与消费 |
| 6.2 双重解释下责任信息的互通困境 |
| 6.2.1 欺诈认定的尺度困惑——以两组案例为切入 |
| 6.2.2 不法竞争所致“损失”的释义困境——以垄断协议为例 |
| 6.3 复合责任型义务功能回归的法理观照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经营者经济法义务实施机制的优化 |
| 7.1 无责任型义务:效力激活 |
| 7.1.1 义务履行的利益回馈:履行成本的弥补及竞争力决定因素的重构 |
| 7.1.2 义务条款的司法适用:法院解释及指导性文件制定的依据 |
| 7.1.3 行政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制定依据:道德义务的再法律化 |
| 7.2 单一责任型义务:责任的弹性适用与扩张适用相结合 |
| 7.2.1 单一行政责任型义务:提高违法成本及提升责任适用弹性 |
| 7.2.2 单一民事责任型义务:民事责任的扩张适用 |
| 7.3 复合责任型义务:责任衔接机制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10）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选题目的 |
| 1.3.2 选题意义 |
| 1.4 方法与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路线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及现状 |
| 2.1 农业立法的概况与相关理论 |
| 2.1.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分析 |
| 2.1.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2 农业立法的作用与类型分析 |
| 2.2.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作用 |
| 2.2.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分类:“一中心四要素” |
| 第三章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3.1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概述 |
| 3.2 一元→二元→多元:农村治理立法发展的历史脉络 |
| 3.2.1 一元到多元: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轨迹 |
| 3.2.2 多维治理结构下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评价 |
| 3.3 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 |
| 3.3.1 治理主体多元:开发性治理中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
| 3.3.2 治理关系多维:市场机制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抵牾 |
| 3.3.3 治理环境多样:法治语境下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的冲突 |
| 3.4 农村多元治理软性立法的介入趋势 |
| 3.4.1 自治:乡村治理中硬法规则的介入与遵循 |
| 3.4.2 法治:法律权威下软法治理的规则与理由 |
| 3.4.3 德治: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法价值转变 |
| 第四章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4.1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概述 |
| 4.2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进脉络 |
| 4.2.1 农村土地私有化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49-1957 年) |
| 4.2.2 农业不稳定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58-1978 年) |
| 4.2.3 农业平稳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79-1999 年) |
| 4.2.4 农业加速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2000-2011 年) |
| 4.2.5 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时代土地立法的梳理(2012 年至今) |
| 4.3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规律与发展趋势 |
| 4.3.1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变规律 |
| 4.3.2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发展趋势 |
| 第五章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5.1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概述 |
| 5.2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的演进脉络 |
| 5.2.1 计划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1949 年-1978 年) |
| 5.2.2 渐变恢复的农业金融立法(1978 年-1992 年) |
| 5.2.3 整合与探索的农业金融立法时期(1993 年-2003 年) |
| 5.2.4 转型与创新农业金融立法时期(2003 年至今) |
| 5.3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趋势 |
| 5.3.1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 |
| 5.3.2 农业金融立法发展趋势 |
| 第六章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6.1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概述 |
| 6.2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的演进脉络 |
| 6.2.1 农业科技立法的起步阶段(1949-1984) |
| 6.2.2 农业科技立法的发展阶段(1985-1996) |
| 6.2.3 农业科技立法的完善阶段(1996-2005) |
| 6.2.4 农业科技立法的新发展阶段(2006 至今) |
| 6.3 农业科技安全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第七章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7.1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概述 |
| 7.2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的演进脉络 |
| 7.2.1 农村生态法制建设初期(1973-1988) |
| 7.2.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时期(1989-2004) |
| 7.2.3 农业生态立法科学发展时期(2005-2014) |
| 7.2.4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2015-至今) |
| 7.3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 7.3.1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 |
| 7.3.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趋势 |
| 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与问题 |
| 8.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阶段性特点分析 |
| 8.1.1 改革开放前农业立法特点 |
| 8.1.2 改革开放后农业立法特点 |
| 8.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发展规律分析 |
| 8.2.1 长期坚持党在农村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
| 8.2.2 逐渐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立法的导向作用 |
| 8.2.3 逐渐重视农民实践在农业立法中的促进作用 |
| 8.3 我国农业立法的制度囿限分析 |
| 8.3.1 法律体系:地方立法虚化 |
| 8.3.2 法律内容:权利义务错位 |
| 8.3.3 法律效果:原则性强,规范性差 |
| 第九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 |
| 9.1 法治化:农业立法的宪法遵循范畴 |
| 9.1.1 基层治理法治化 |
| 9.1.2 农业基本法体系化 |
| 9.1.3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 |
| 9.2 社区化:农业立法“利益和谐”的内生增长机制 |
| 9.2.1 土地权益:利益代表机制的立法表达 |
| 9.2.2 软法弥合:利益协调机制的社区化发展 |
| 9.3 信息化: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立法的技术性匹配 |
| 9.4 绿色化:农业立法生态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 9.4.1 兼顾农村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
| 9.4.2 优化对农业资源的公平发展运用 |
| 9.4.3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法的立法趋势 |
| 9.5 国际化:农业立法制度的国际视野变迁 |
| 第十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制度安排 |
| 10.1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经济法价值取向选择 |
| 10.1.1 基础价值:自由有序发展 |
| 10.1.2 核心价值:实质公平正义 |
| 10.1.3 终极价值:保障农民权益 |
| 10.1.4 功用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 |
| 10.1.5 发展价值:绿色生态保障 |
| 10.2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基本原则架构 |
| 10.2.1 实质公平与效率共进原则 |
| 10.2.2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 |
| 10.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
| 10.2.4 依法用权与权责统一原则 |
| 10.2.5 最小限制、最大促进原则 |
| 10.3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 |
| 10.3.1 经济法律主体制度 |
| 10.3.2 农村市场规制制度 |
| 10.3.3 农业产业促进制度 |
| 10.3.4 农村土地制度 |
| 10.3.5 农村基层纠纷调处制度 |
| 10.3.6 城乡资源要素联通制度 |
| 10.4 新时代农业重点立法设计——《乡村振兴促进法》 |
| 10.4.1 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指导思想 |
| 10.4.2 《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农业法等其他涉农法律的关系 |
| 10.4.3 《乡村振兴促进法》应当规范的主要内容 |
| 10.4.4 起草《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具体建议 |
| 10.4.5 《乡村振兴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11.1 研究结论 |
| 11.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 致谢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论文参考文献）
- [1]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农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米运生,罗必良. 中国农村经济, 2021(09)
- [2]农业景观保护路径历史回顾及启示[J]. 余慧容,杜鹏飞. 地理研究, 2021(01)
- [3]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研究[D]. 周若冰.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4]耕地保护基金条款的规范分析[D]. 芦莉. 西南大学, 2020(01)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解读[J]. 邹鹏飞. 山西农经, 2019(21)
- [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管理国家法规综述与立法建议[J]. 毕于运,高春雨,王红彦,王亚静.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08)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经营者的经济法义务研究[D]. 陈科林. 湘潭大学, 2019(02)
- [10]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D]. 李曦. 华中农业大学, 2019